经过两人的调查研究，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郑周驹。当时的郑周驹才二十多岁，是机场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中根本没人注意，更为重要的是，郑周驹有一个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父亲，因此家境十分困难。所以，当台湾保密局特工告诉郑周驹，他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50万港币的重赏后，郑周驹就一口答应了。
选择好了暗杀行动的执行人员后，赵、陈二人立刻赶回台湾，向谷正文报告了计划，并请谷正文出马向毛人凤申请50万港币的经费。
谷正文听说后，立刻表示赞同，随后报告毛人凤，申请到了50万元港币的“行动费用”。
4月10日，赵、陈二人携带50万元港币偷渡回香港，把郑周驹和他的父亲带进了一家旅馆，把50万港币交给了郑周驹的父亲后，就把一管牙膏模样的TNT炸药交给了郑周驹，同时还告诉郑周驹如何使用，并对暗杀的细节做了计划和演练。
第二天，郑周驹就携带着那管“牙膏”进入了机场，因为TNT炸药根本无法用明火引燃，只能用雷管引爆，所以香港机场方面检查易燃物品的设备也并没有查出来。再加上郑周驹在机场一向不起眼，所以机场的工作人员在看到那管牙膏后，根本没在意。
郑周驹进入机场不久，“克什米尔公主号”就飞临香港机场，郑周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对飞机进行打扫、清洁、消毒，谁也没有注意他什么时候溜进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更没人知道他将那管“牙膏”藏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上。
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没有“安全”飞离香港机场，胆战心惊的郑周驹就早早地躲进了一架由香港飞往台湾的民用飞机里，飞向了台湾，当天中午就到了台湾。
郑周驹的台湾旅行并不顺利。飞机刚刚降落，个子瘦小的郑周驹就从飞机的两个机轮间跑了出来，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能够藏人，所以当郑周驹跑出来后，负责台湾机场安全的一位姓赵的上校，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偷渡客，迅速打电话到台湾保安司令部报了警。
谷正文得知此事后，害怕台湾机场附近的蹲守媒体暴露此事，当时“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没有起飞，一旦惊动媒体，不但会功亏一篑，而且所有潜伏在香港的特务都有可能暴露。所以谷正文立刻乘车前往机场，想带走郑周驹，以免惊动媒体。但没想到，当谷正文到达机场之后，那位赵上校却坚持说郑周驹是“偷渡犯”，应该交由他处理。万般无奈之下，谷正文只好冒着泄露身份的危险出示了保密局的证件，才带走了郑周驹。后来，谷正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位赵上校不久就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刚把郑周驹安顿好，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说：周恩来在昆明改变了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谷正文只好沮丧地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人凤，同样沮丧的毛人凤也只好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重赏了毛人凤。
谷正文回忆说，后来郑周驹和其父更名改姓，一直在台湾定居；但是，根据向本书提供资料的一位前台湾情治单位的起义人员说，郑周驹和他的父亲到了台湾不久就被秘密杀害了。
谷正文“鸡飞狗跳”的晚年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台，绝大多数老牌军统特务晚年都活得十分低调，只有谷正文的晚年“鸡飞狗跳”。
李登辉掌权的时候，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谷正文不知怎的，就是看着李登辉不顺眼，于是一怒之下，跟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上街游行，“讨伐”李登辉。根据向本书提供资料的相关人士回忆，游行时，须发皆白的谷正文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拿着一个扩音器，大声叫骂，弄得周围的群众都以为这个“老爷爷”精神出了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当谷正文带着队伍走到李登辉的住宅附近时，不但连蹿带蹦，连吼带叫，而且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上了附近一辆大卡车的车顶高声叫骂。后来，李登辉访美，谷正文就自掏腰包，跟着李登辉到了美国。李登辉去美国某大学演讲，谷正文就跑到演讲现场，故意刁难李登辉。几年后，李登辉要连任，谷正文就冲进竞选会场，上蹿下跳地说“李登辉是共产党”，引得会场里一片混乱，险些打起群架。
1995年，歌星邓丽君逝世，谷正文就跳出来，在媒体上公开宣布“邓丽君是台湾间谍”，引得邓丽君的家人和粉丝一片嘘声。
后来，谷正文实在没事可干，就在接受台湾某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自己的大儿子涉嫌命案。尽管谷正文有意“大义灭亲”，但是却遭到了台湾有关部门对他“安静一点”的劝告。后来，他的大儿子、大儿媳妇也打来电话，要求其“饶命”。
2004年，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访问时说：“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因多个脏器衰竭在台湾病逝。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