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说：“我在电解室工作，他管库房，每一批产品出来都要跟他办交接，也没见他跟谁更接近一些，噢，对了，前几天他有两个老乡到厂里找他，钻在库房里叽里咕噜聊了一上午，说的都是南蛮鸟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我问他那俩人是干吗的，他说是他的老乡，刚刚从福建过来，到我们这儿做生意，推销进口电器的。”
彭远大一听到这个信息，脑海里活像突然开了天窗，一直困扰他的那种总觉得不对劲却又说不清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感觉找到了答案：吴水道作为主要责任人，他的正常表现应该是紧张、话多，千方百计帮助警方寻找证据，既是为了抓住盗贼，也是为了洗清自己。吴水道在调查过程中过于冷静、过于消极，即便是警方提出一些非常日常化的问题，例如跟谁关系好，来往比较多等，他的回答都非常谨慎，正是这种冷静和谨慎，为他筑起了一道看不见却又能有效保护他的防线。
听到老刘说吴水道近期有福建来的老乡，彭远大急忙问：“你们厂管理这么严，他的老乡怎么能进来？”老刘说：“有什么可严的？只要有本厂职工登记，就可以进来啊。
再说了，他那两个老乡手里有便宜电器，电视机、录音机都是日本原装货，比市场上便宜得多，据说都是走私的，大家都想买，对他们也就不太防范了。”
彭远大惊讶了，据他所知，这座工厂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怎么吴水道的老乡居然可以随便进入呢？更让他疑惑的是，自己刚才找吴水道询问的时候，话题几乎都围绕着有谁来过库房，他跟谁关系比较好、来往比较多，在银州市有没有亲朋好友等，吴水道却一字也没提他的老乡来过库房的事情。
彭远大起身告辞，来到门卫，要求查阅近期进厂人员的登记记录。门卫把登记本给了他，彭远大坐在门卫室翻看着那本破破烂烂的来访人员登记本，可能因为进入厂区的登记手续非常烦琐，所以来访人员登记本上记录的来访人员并不多，这本登记本记录的是一季度的来访人员，总共也不过一百来人。然而，彭远大把登记本翻了七八个来回，却没有看到有福建人来找吴水道的记录。
彭远大板下脸严肃地问门卫：“你们这个记录本上登记的资料全不全？”
彭远大做出来的严肃样子并不能吓唬人，他的体积属于男人中的小号作品，又长了一张白净的文化脸，像他这种男人板起脸来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加之国营保密工厂的堂堂武装民兵也不会把一个小警察放在眼里，所以门卫并没有把他的严肃询问当回事儿。
门卫暼了他一眼说：“全不全你自己看嘛，如果你觉得不全，你说说有谁进来了没登记？”
彭远大知道靠自己的脸威吓不了这个门卫，便拿出随身携带的调查笔录纸哗哗啦啦地在上面画了一阵儿，然后递给门卫：“我是‘9·11’大案专案组的副组长彭远大，现在是正式向你调查案情，刚才的谈话请你看看有没有出入，如果没有就签字画押，我提醒你，你要对你今天说的一切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门卫看看那张纸，彭远大居然把他们刚才的谈话内容制成了谈话笔录，上面有门卫的明确表态：进厂登记记录本上没有遗漏未登记的入厂人员。门卫连忙解释：“我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彭远大做出认真记录的样子说：“什么意思？你可以重新解释一遍。”
门卫支支吾吾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正规从厂门进来的我们当然要记录，可是如果不是从厂门进来的我们就没办法登记了，还有，一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登记，如果常来常往的已经都认识了，也就不登记了。”
彭远大说：“看来你们的门卫确实存在着漏洞，这次丢失金锭你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再问你一个具体事，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福建做生意的人到厂里找什么人？”
门卫想也不想地说:“有啊，是吴水道的亲戚。 ”
这又比生产车间的大刘说得近了一步，大刘说那是吴水道的老乡，门卫又说是他的亲戚，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跟吴水道的关系都很不一般。彭远大也顾不上追究那两个人到底是吴水道的老乡还是亲戚，接着追问：“这登记本上为什么没有这两个福建人进厂的登记记录？”
门卫解释：“他们是吴水道亲自领进来的，只要有本厂职工带着，我们一般就不登记了。”
彭远大又问：“你知不知道吴水道的亲戚还是老乡到你们厂干吗
来了？”门卫说：“知道，他们是来推销走私电视机的，黑白电视十二寸的日本原装货一台四五百块钱，厂里很多人都买了。”彭远大又问：“除了吴水道的老乡以外，你们厂还有什么人的亲戚朋友经常到厂里来的？”门卫说：
“来得多了，不过一般都是老婆孩子，到厂里浴池来洗澡的，冬天分冬菜也有来帮着拉冬菜的，那都是职工自己的家里人，都在本地，说实话，那两个人是他的老乡还是亲戚我们也说不清，到厂里来联系业务的还真就是吴水道老乡这一份。”
彭远大起身告辞：“好了，刚才我问的这些事情你不许对任何人说，如果泄露了消息，影响了破案，可别怪我们请你去吃窝头。”门卫让彭远大制伏了，连连点头，彭远大正要出门，门卫提醒他：
“这
份笔录还签不签字了？”彭远大说：“先不签，等到需要签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彭远大从门房出来就急急忙忙去找局长，局长亲自担任专案组长在
公安局是极为少见的，足以证明这个案子案情重大、影响重大。这次开展群众摸排，局长对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采取了否定态度，结果专案组摸排情况找群众谈话的时候，都远远避开有可能涉及他人的话题，只要求每个人说明自己当时在干什么，有谁能够证明他在干什么，然后再分头对每一个人的情况进行核实，这样群众就失去了对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进行检举揭发的机会。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依靠群众检举揭发是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基本功。局长这位老公安却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老传统产生了逆反，这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关。
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够了群众检举揭发的折磨，那些大字报、大标语、批判稿揭发出来的事实八成都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和捕风捉影的想象，结果都成了局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公安局推行修正主义的罪证。所以一提起群众运动就像谁踩了他的脚鸡眼，一脑门子的反感。还有一点也让他对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持否定态度：如果再搞群众大检举大揭发那一套，说不准群众之间会有多少私人恩怨、爱恨情仇趁机浮上水面，借题发挥，最终转化成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到那个时候各种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线索足以把专案组绕进是非旋涡，搞个晕头转向。所以彭远大来找他要求发动群众开展检举揭发活动的时候，他再次一口拒绝：“搞啥名堂嘛，‘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还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再挑动起群众斗群众咋办呢？”
彭远大向他汇报了吴水道隐瞒重大线索的问题，局长迟疑半会儿，好赖给他留了一道门缝：“那这样吧，跟厂领导商量一下，对吴水道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突击调查他那两个老乡的情况，也可以在群众中集中调查一下吴水道的个人情况，但是绝对不允许任意扩大调查范围，搞群众运动，知道了吗？”
彭远大得到了局长的首肯，连忙去找厂领导落实对吴水道隔离审查的事情。那个年代法制不健全，国有企业就有对职工实行隔离审查的权力，反过来公安机关如果要对哪个职工采取强制司法措施，还必须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才行。彭远大向厂领导转达了局长的意见，厂领导正为丢了那么大一块金子而坐卧不宁，哪里会不同意公安局的意见，好赖也算是有了一个嫌疑对象，有了嫌疑对象就有了突破案子的希望，厂领导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吴水道送进了隔离室，并且派了十二个身强体壮的武装民兵轮班看守。
彭远大没有想到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正在迈进一个让他半辈子都摆脱不了的阴影，也让他心里承担了半辈子难以排解的沉重负担。
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也及时采取了组织措施，专案组精神振奋，马上兵分两路，一路由彭远大率领，开始重新找所有职工谈话，重点了解吴水道以及他那两个福建老乡的详细情况。另一路由局长亲自坐镇，展开对吴水道的突击审讯。
彭远大这一路很快有了重大突破，经过深入谈话摸排调查，有人反映，吴水道的老乡因为给厂里职工推销走私电视机，所以跟厂里很多人都认识，进入厂区也就非常随便，对厂里的情况也就非常了解。更让他们振奋的是，一个中年女职工言之凿凿地说，有一次她给吴水道送报表，到了库房之后碰上吴水道给他的老乡看那块大金子。当时吴水道还得意扬扬地说：凭这一块金子，就能把他们全县的房子都买下来。
彭远大及时把得到的这些情况汇报给局长，然后由局长领导的审讯组对吴水道进行审讯。吴水道却什么也不承认，一口咬定过去根本不认识那两个老乡，现在也只是为了找他们买走私电视机才认识的。这跟彭远大他们摸到的情况差距太大了，明摆着说假话，不老实交代问题。审讯组连续突击，连番审讯，吴水道口风非常紧，追问他那两个福建人的住处、姓名，他一问三不知，啥也不说。警察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火，采用了一些轮番轰炸的疲劳战术、灯光眩晕的迷糊战术、戴上手铐半蹲半站的惩罚战术、连蒙带诈的诱敌战术，这些战术用到吴水道身上居然完全失效，他不但拒不交代问题，反过来还动不动提醒专案组注意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搞逼供。
局长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以为捞了一根脆麻花，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一根咬不断嚼不烂的牛皮绳，这个吴水道表面上看着老实巴交，其实比油锅里的鹅卵石还圆滑，比脚后跟上的老趼还顽固。审讯陷入了僵局，老局长也有些一筹莫展了。所幸的是，彭远大他们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吴水道那两个卖走私货的老乡的住处，便立刻对这两个家伙实施抓捕。
那些到银州市来做买卖的福建人都喜欢租住当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俗称小土房，既省钱，也方便，警察一般不会到居民自己搭盖的储藏间查户口。这些卖走私货的也知道自己干的是违法勾当，万一有什么事情跑起来顺当。果不其然，当彭远大他们来到吴水道那两个老乡的住处时，他们早已经像闻到猫味道的老鼠，溜之大吉了。彭远大他们对这些人的住处进行了极为认真细致的搜查，结果除了捡到几个装电视机的破空箱子和一些人家扔掉不要的破鞋、烂袜子、空牙膏皮，连金子的影儿都没有。公安局立刻发布了紧急搜捕令，对银州市展开了大规模、地毯式的清查行动，整整搞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收获，吴水道的老乡就像沙滩上的水珠，蒸发得无影无踪。
经过不断地揭发检举，线索越来越集中到了吴水道和他的这两个老乡身上，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就在大金锭丢失的那一天早上，有人还在厂区的后围墙附近看到了吴水道的老乡之一，那一天因为要接待老将军，全厂戒严，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门卫也信誓旦旦地保证那一天绝对没有任何外人进厂，如果门卫没有说谎，那么这些人肯定就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围墙虽然有三米多高，上面还有玻璃碴子组成的防爬网，但是如果事先做好准备，要想越墙而入也不是没有可能。
彭远大再次热剩饭，带了几个警察沿着厂区围墙内外一寸一寸地检查，又调来了警犬，先到吴水道那两个老乡的住处嗅过了他们遗留下来的破衣烂袜子，又沿着围墙一寸一寸地嗅了一遍。来到一处拐角的地方，警犬狂吠起来，驯犬员向彭远大翻译了警犬的意思：在这里嗅到了嫌疑人的气味，嫌疑人肯定到这里来过。彭远大他们连忙对这一处围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了仔细的勘察，这处围墙的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堆上了垃圾，垃圾堆有一人多高，从这里爬上围墙是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看来那些职工揭发检举的是实情，嫌疑人就是从这里翻墙进入厂区的。明白了这一点一点儿用也没有，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抓住吴水道的那两个老乡。
那个时候破案手段还非常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信手段和侦破技术，所以那两个嫌疑人跑了之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吴水道身上，指望能从他身上得到那两个人的身份资料。可是任凭怎么样软硬兼施，吴水道一口咬定跟那两个人虽然能算是老乡，但是过去根本不认识，即便现在也仅仅是一般来往，从他们手里买过一台便宜点的黑白电视机而已。这又应了那句话，贼没赃，硬似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