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满怀着理想和憧憬的青年，豪情万丈地从大学冲向社会，试图去改变什么或者去创造什么的时候，森严而冷酷的现实窘境开始恶狠狠地闯入他们的视线。接着，理想被政治无情地剥夺，憧憬则跌跌撞撞地掉进了就业率的黑洞。
递给我烟抽的父亲
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这时，斯蒂芬听到父亲突然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全然是哭腔”。
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是我很多年前看过的，里面讲什么我都忘光了，但这段话却像题跋一样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某年除夕之夜，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接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张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张外壳，我既没有勇气像贾宏声一样给他一巴掌，更无法像朱文一样带他去找个小姐。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有了老人一般的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龄，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父亲曾经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些年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仿佛一件无法见人的丑事，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在这个时代，成功未必能引起什么令人激动的波澜，而失败却往往会传来一种不屈不挠的回声。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小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但又有多少是值得他奉献的呢？前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都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他们都欠你的，他们所欠你的一切，将来一定都会还给你。”
是时候告别王朔了
作为一个被流行文化惯坏的人，我的审美格调一直低下。当然，我并不认为格调低下是什么罪过，但是我也不为此沾沾自喜。我的意思是，人应当变得有品位有内涵起来，而且也应当将这种品位、内涵表现出来，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我不喜欢有些人刻意地将丑陋与蠢笨粉饰成美好和聪明，虽然这种姿态有时候看上去挺戏剧性，但是也带来了很多害处。比如王朔用自己的流氓文学枪毙了父系道德和精英思维的同时，也打开了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棺材，这直接导致很多人变得不再真诚、不再严肃。
当年王朔以真小人的嘴脸和金庸、余秋雨们的比武，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爱人之间的调情。而有些人却总是在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命题上纠缠不清，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分别。秦晖写过一篇文章叫《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我的意思也是一样，我们既不要王朔，也不要余秋雨。
自从这次王朔复出，红光满面地和我们所见过的高烧病人一样胡言乱语的时候，还有人对他的丑态跳脚欢呼，并且称赞他具备种种大智慧，是天才云云，我对此实在无法理解。王朔这么多年来，所依靠的仅仅只是话语和姿态，并没有形成什么学说或者体系。王朔在摧毁了一套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价值体系。如果他的价值体系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者“无知者无畏”的口号，那么这未免有向毛时代复辟或致敬的嫌疑。
在朱大可《流氓的盛宴》一书的结尾，有一段文字可以算是对如今的王朔最好的总结：在所谓“内在超越”的范围里，流氓紧张地工作着，企图把一种高级的存在游戏（禅）提升到终极本文的地位，借此造成人与神会合的假象，而事实上流氓就是它自己的神明，爬行于反叛和皈依、正义和无耻、英雄美学和无赖丑学的隙缝间，去谋求一个行迹可疑的家园……它们使痛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征服了人，从一个沉重的本质里逃开，并且用那种游戏的、平面的、没有深度的存在去取代这个本质，流氓的使命就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朔和他所批判的人物或现象一样，都只是大众文化的符号。在这种符号的背后，并没有太多值得咀嚼和挖掘的东西。在这与时俱进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说，是时候向王朔告别了。
士兵突击，啊呸
《士兵突击》最火的时候，铺天盖地都是群众的叫好声。和葛优不同，我从来不相信群众，所以我拒绝观看。但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乃至于当我蹲在厕所拉屎的时候，隔壁坑位的老兄仿佛都会从下面给我塞进来一张光盘，上面金灿灿地晃着四个大字：士兵突击。
后来我终于在网上看了这部电视剧，看完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想操起键盘骂人了。但是为了使我骂得更有底气，我不得不硬挺着把它看完。有人说这部电视剧宣扬了某些在这个年代所稀缺的玩意，比如什么真男人啦、坚持啦、理想啦、信念啦，他们说得好听极了，我连复述一遍都很困难。还有人宣称自己中了“兵毒”，心潮澎湃地幻想自己究竟应该选哪个兵哥哥当老公。而在百度的士兵突击吧里，有人则发帖询问：45岁以上的女突迷有吗？结果是7000个回帖——大妈、大婶、大娘们，你们不是导演派来故意玩我的吧？
那么我对这部电视剧以及所引发的热潮到底是个啥看法哩？突击犯们，很简单：啊……呸！
我可以把这部电视剧恶心的地方挨个写出来，但我没那个闲工夫，我只列举两个情节。首先让所有“兵毒分子”们热泪盈眶的情节发生在第十二集，班长史今退役了，他说自己没啥心愿，就想看看自己保卫的伟大首都北京是个啥模样。连长高诚同意了，然后车子载着史今和高诚，沿着长安大街缓缓行驶，一路经过了故宫、天安门、毛主席画像、中南海，史今坐在车里看着这一切……那一刻，他嚼着大白兔泪流满面。说真的，当时我并不想笑出来，因为我觉得抛开个人立场和艺术美化，一个人因为某种激荡的情感而哭，这种泪水都是纯洁的，这种纯洁并不因为他所哭泣的原因而改变。但我当时就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无意于扮演一个清高的独立人格的人，在众人皆哭的时候保持一种故意的理性。我发笑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看到一个被朱军、倪萍感动哭的观众，或者被《闪闪的红星》、样板戏感动哭的群众，我相信我也会笑出来，因为这种哭泣不见得会有什么自我意识可言。我承认，这剥夺了我很多乐趣。我也很想把我的立场扔到一旁，选择被那些煽情小品所感动的心情，选择因为朱军倪萍而湿润的眼眶，选择跟居委会大妈一起，被史班长打动的泪腺。我想这么做，但事后我会为自己流的眼泪感到羞耻，说白了就是丢不起那人。不管史今这个人物塑造得多么亲切，多么像你邻家的大哥、远方的兄弟，他都是一个被利用或者可能被利用的军人——请原谅我这种邪恶卑鄙的念头。他的哭泣，在我眼里，跟党卫军看见希特勒而哭泣没什么区别。他们的泪水何尝不是纯洁的发自肺腑的？所以，当我看到史今因为见到了他所保护的一个政权的象征而哭了出来，以及想到背后的导演试图用这种场面来打动观众，这时候不笑难道我还真哭？
我对这部电视剧的反感以及厌恶在后半段到达了顶点：许三多在一次剿灭毒贩的过程中，间接杀死了一个人。一个纯朴的农村出身的孩子，在这个时候，被军队化和制度化了的人性复苏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种不明就里的正义，于是想退伍。袁朗给了他一个月时间，让他出去走走。然后他到了城市，在编剧的笔下，他变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低能儿，由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茫然无助。而这时，他的前战友、前连长，则百般劝诫，并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回到以前那样吗？这里有你亲爱的战友，有你已经适应的秩序，不抛弃，不放弃，回来吧，回来哟，浪迹天涯的许三多。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许三多带着愉快激动的心情选择重新回到了军营，并自豪地向袁朗汇报思想动态：我已经么事了！
香蕉你个芭拉啊！一个被体制化的人试图寻求自由，远离被摆布被操纵的命运，却被硬生生地摁回了体制之内！这么无耻的王八蛋剧情，居然有那么多的白痴吹捧叫好。各位，或者任何一个正常思维的人，你们能想象《肖申克的救赎》的结局是安迪最后在狱友深情的呼唤和殷切的期盼下，沿着脏兮兮的下水道爬了三个足球场又爬回了监狱，然后一帮人在里面抱成一团，开香槟庆祝？如果是这种结局，你们不会觉得这真他妈的荒诞吗？你们难道不会破口而出：这是什么垃圾鸟电影啊？
在这部电视剧里，充斥着这种畸形的扭曲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被隐藏在那一个个鲜明的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身后，那一坨坨打包兜售的所谓坚持理想执著和信念的背后，让那些个中年大妈、文革遗老、幼齿白领、二文女青年，那些试图在士兵身上寻找人文精神的教授，以及那些被浮躁社会冲击得上吐下泻而开始生殖崇拜的残废，让那些奄奄一息的灵魂集体找回了失落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