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穷人的房子是用土块或者碎砖头垒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有的房顶覆盖着瓦片，多数房屋顶部都只是盖着层席子，再在上面敷上石灰和干草的混合物。所有的房屋都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一个五口之家或者六口之家就挤在这样的一间或者多间房屋中。房屋的地板是砖铺的，或者干脆就是泥土地，但没有中国人铺设木制地板；窗户是纸糊的；门缺少固定，开合自如，任由气流随意进出。中国的房子都没有烟囱，屋子里在夏天和冬天也都不生火。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全部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把凳子，经济允许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柜子。砖砌的隆起的土炕，铺上芦苇席，就是所有家人的床。炕里面有排烟管道。做饭的时候，烟火就可以贯穿其中，为土炕储存一些热量。中国的南方地区没有土炕，当地人用竹子或者更便宜的木头制作床铺。
如果我们询问西方人，在这样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下，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和价值的时候，他们的回答肯定是负面的。西方可能认为在如此贫困的背景下滋生出来的中国人的高度自私自利，对他人遭遇的漠然处之，以及对人性的普遍轻视和不负责任都是可以令人理解的。然而公平公正地说，这些都不是事实。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穷人比富人更乐善好施，更乐于共享他们有限的财富，更愿意去帮助那些更为悲惨更需要救助的人们。中国穷人生活中还有许多闪光之处，值得记载称颂。正是因为极度的贫困，他们富有忍耐性，宽容相待；习惯于互相帮助；即使自己遭受无以复加的贫困，他们也坚持悉心照料老弱病残。
我们还不能忘记，正是在贫困阶层之中，产生了大批杰出的学者和伟大的政治家。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他们创造了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无愧于他人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生活拥有许多美妙的图景，包含众多值得学习、继承的经验。即使是在中国赤贫的小棚屋里，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中的光芒和力量。
贫苦的中国木匠而美利坚共和国面临的难题正好与中国人几百年来面对的困境相反。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一直在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们努力发明各式的劳动工具和机械，希望单位劳动效率能够提高十倍甚至更高。结果是可以想见的。需求激励创新，美国已经在各种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发明方面引领世界的潮流。
在中国，完全相反的问题困扰着人们。早在新大陆发现之前，中国人就严肃地讨论研究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这么说：面对大量过剩的人口，如何将有限的劳动机会在广大人口中进行分配、再分配，以维持最广大多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中国人民成为了全世界最节俭的民族。从宏观意义上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但是中国人绝对是微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天才。
中国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们收集零星的抹布和布角料，仔细聚到一定数量后糊起来，纳鞋底。他们留意哪怕是最细小的木头星，到处收集碎木头，巧妙地黏合起来，用双手变出来整块木板或者整根棍子。北京城一半的房子是用已经使用了好几百年的砖头瓦片建造起来的，这些砖瓦还会继续被沿用好几个世纪。京城里有一个非常红火的行业，就是利用他人丢弃的鱼骨头、牡蛎壳和乱七八糟的盒子来制作灯具。在乡下，妇女和孩子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梳理田间地头的草丛，从当中耙出干草来做燃料。玉米和其他作物的根也被小心地从地里拔起来，去掉土后，在太阳底下晒干，也被当做燃料来用。
按照我们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中国人的许多节约行为实际上是更大程度的浪费，对人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按照中国人的经济学评判，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节约行为。他们的劳动根本就不值钱。中国人的劳动力是市场上最低廉的经济要素。因此，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工作，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报酬，中国人都非常乐意接受。
中国的穷困阶层人人都必须劳动。只有小得还不能走路的婴儿例外。大人将他们背朝下，小心地安放在地上的席子上。只要婴儿们攥着小拳头，瞪着眼睛盯着太阳看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劳动任务。至于采茶、纺织等特种劳动则是妇女和孩子们的专利。她们一天能够赚1～3美分钱。中国北方的一个省有制作草帽的传统。妇女和儿童们整草编帽，每天能得到超过2美分的工钱。美国人所戴的大多数草帽都是由他们制作的。
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固定的对乞丐的救济机制，乞讨被人们默认为一个合法行业。人们对乞讨既不干涉，也不制止。所以，如果有五十到一百个衣衫褴褛、伤病缠身、难以分辨人样的乞丐聚集起来，围堵商店或者衙门，那么最好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这些乞丐是不会散开的，即使你叫了警察清朝直至新政后才建立近代警察制度。这里的警察译者估计是衙役、捕快，甚至是地方保甲--译者。来也没用。中国的警察早已对此见怪不怪了，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那都是些小钱。撒了钱，他们就会散开了。”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乞丐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组织。他们从不集体行动，也不两两合作。每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遭遇排斥或者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会召唤其他的乞丐。事实上，中国的乞丐只要求一两分钱。但是如果你给钱给得非常爽快，他就会频繁地要你光顾他的生意。你要让他在门口等一段时间，再给予施舍，但是绝对不要断然回绝，更不要羞辱乞丐。不然的话，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乞丐缠着你乞讨。他的同伴一个比一个龌龊肮脏，邋遢可怕。这时候，没有半个美元你是打发不了他们的。如果你再一次拒绝他们，你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被至少一百个以上的乞丐团团包围住。这时候，你必须要花上百美元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乞丐所要求的一两分钱了。
大一点的城市中的多数商人和店主都向乞丐交纳固定的“月贡”。交钱后，乞丐组织会在这些商家和店铺的门口画上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隐晦难懂，只有组织内部的兄弟们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每到固定的日子，总会有充当“收税员”的乞丐来向这些生意人索取这笔不太光明的佣金。其他时候，组织内部的任何乞丐都不能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则极少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就像东方的其他城市一样，北京城里也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乞讨就是他们的职业，是固定的行当。他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受到训练，其中的一些人乐在其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国，非常容易区分“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就像分辨骡子和马一样简单。中国的业余乞丐可谓是真正的乞丐，遭受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
北京的乞丐有固定的组织和领袖。他们的领袖有两位，一男一女。领袖由乞丐们选举产生。据我所知，京城的乞丐是整个中华帝国中唯一享有“选举特权”的群体。传说，乞丐组织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但是我有机会拜会了北京乞丐组织的女首领。她是一位干净整洁、穿着体面、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年纪大概在65-70岁之间。他们把整个京城细分为不同的乞讨区域，乞丐们不能无故进入他人的领地。
即便如此，就和其他行业一样，乞丐群体中也有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他们就是那些云游四方的流浪乞丐。流浪乞丐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里游荡，没有固定的地域，也不尊重其他人的权益。乞丐组织和组织中那些恪守一方、权责明确的乞丐将流浪乞丐视为没有教养、极不专业、令人讨厌的二流子。
带着孩子的乞丐
中国的乞丐个个都是弄虚作假的行家，不是装病，就是伪装残疾，博取同情。我一直对一个年轻的女乞丐耿耿于怀。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天都要出去散步。她就抱着一个孩子，再牵着一个孩子，老是跟着我乞讨。她以最大的音量粗俗地大喊大叫，比比画画，告诉我她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那两个孩子则用尖细的童声哀求说：“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凭直觉，我怀疑那家伙并不是残疾人，她的双耳和嘴巴都是正常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怀疑，一天，她又尾随着我高声哭叫。这一次比以前骚扰得更过分，还招来了一大群的人围观，我猛然回头，高声对着她嚷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如果她有正常的听力，她就会生气。结果，她立即用流利标准的中文对我好一阵回敬。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片哄笑声。女乞丐突然意识到自己戳穿了自己，赶紧溜走了。之后，我们还常常在路上遇到。她总是非常友好地向我招呼示意，但是再也不向我乞讨了。
在北京城触目可及的可怜兮兮、悲惨异常的乞丐中，我对其中一人记得非常清楚。他是个例外，我的确对他动了恻隐之心。但几个月后，我发现他也是个职业乞丐。
那是个老年乞丐，每天都坐在路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身上只盖着几片破布，两只脚完全暴露在外面。难以辨认的脚正在腐烂，化脓，那种令人作呕的景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上第二眼。突然有一天，我在老地方遇到了这个老乞丐。不过他正快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我小跑着追上他，并没有发现那两只僵硬的、皮开肉烂的脚。
我们并肩走着。我问他：“你的脚坏了，怎么还能走得这么快啊？”
“噢。”他回答说，“它们就在我怀里呢。穿着它们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他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对塞满了棉花的、伪装得肿胀变形的袜子。袜子是用帆布做成的，染上双脚的颜色，装上脱落的趾甲和腐烂的肉，令人作呕的效果就出来了。这样的一双“脚”在强光下，骗了我好多次。
了解真相后，我生气地指责他：“我认为，像您这样的老人家，用这样的伎俩欺骗大家，应该为此觉得羞耻。难道您找不到活儿做，还是因为您太懒了不愿用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老骗子似乎觉得自己的骗术很高超，很光彩，应该得到他人的赞赏。“不，我是个鞋匠。我也不想再做乞丐这个行当了。我的这双假脚太出名了，渐渐不灵了，博取不了多少同情了。整天坐在地上，叫唤‘求求你，行行好吧’终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老了，我想重操旧业，重新去修鞋吧。”
一两天后，他带着自己的全套工具和凳子来找我们，希望在美国公使馆外面的街角摆摊修鞋。我们同意了。他就在那个角落里修了近十年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业和摊位。他要求我们资助老人家的葬礼，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父亲和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很明显，作者不了解外国使馆在清朝人的眼里无异于政府衙门。而个人能取到在衙门前的黄金地段摆摊干活，是相当荣耀的事情，也被其他人视为与“高官”关系密切的象征。美国人没有如此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