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派舜到河滨去烧制陶器。原来那里的陶工干活粗制滥造，陶器质地粗劣。舜一去，陶工们在舜的组织下认真工作，制作出来的陶器十分精美。
总之，舜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愿意跟随着他。那时候，父权制已经确立，人人可以拥有财产。由于舜很有才能，所以拥有了许多私有财产。
舜的瞎父亲和弟弟象听说舜有很多财富，又起了坏心。有一次，父亲叫舜修补粮仓的屋顶。当舜沿梯子爬上屋顶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借机把舜烧死。舜在屋顶看见起火了，想找梯子时，梯子已经被狠心的父亲和弟弟藏得不知去向。幸好当时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灵机一动，双手平举笠帽，像鸟张开翅膀一样跳下来，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受伤。舜并没有怪罪父亲和弟弟，还是像以前一样尊老爱幼。
一计不成，他们又设计了一个陷阱。一天，他们叫舜去掏井。当看到舜跳下井后，象和他的瞎眼父亲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石头丢下井去，把井填死了，企图把舜活活埋在里面。后来聪明的舜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尽管父母兄弟对待自己不好，但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地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于是，一家人就开始和和睦睦地在一起生活。
尧听说舜这样宽宏大量后感到很放心，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黄道吉日，尧在京城南郊举行了重大的禅让仪式。当尧庄严地把代表权力的皇杖交给舜，舜恭敬地接过权杖的一瞬间，臣民们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这就是许多历史书所说的“尧舜禅让”。因为它以群众推举或领袖授权为基础，所以人们称这种说法为“举贤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戴说”。据说尧年老的时候，并没有想把皇权交给舜，而且当时尧的儿子丹朱也非常想继承父亲的大权，但碍于当时舜的声望迟迟没有下手。所以在尧死后，为了避免冲突发生，舜就避开丹朱到了南河之南。但那时天下的诸侯不到丹朱那里去朝见，反而跑来朝见舜。如果想打官司，他们不到丹朱那里去，也跑来找舜。人们编出的歌谣不歌颂丹朱，却歌颂舜。所以，禁不住诸侯和民众的拥戴，舜便接受了大家的好意，接替尧登上了帝位。关于这个典故，苟子和孟子是比较赞同的。苟子认为，舜之所以能登上帝位，是靠他自身的道德。孟子也说过，舜登上帝位是靠了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
关于“尧舜禅让”，还有人甚至从根本上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禅让只不过是被儒家神圣和美化了的精神价值取向罢了，实际上舜是篡夺了尧的大权。这就是比较流行的“篡夺”说。《史记》有记载：舜取得了行政管理大权后，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组。例如，舜启用了被尧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称之为“举十六相”，这表明了舜在扶植亲信。而尧信用的浑沌、穷奇等，则被排出了权力中心，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去四凶”，这显然是排除异己。不过历经这次人事改组之后，尧大势已去，他的悲惨命运也就开始了。《括地书》引用《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困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其父相见也。”意思大约是，尧先被舜软禁起来，后来也不准同儿子、亲友见面，以此来逼迫他让位，尧的儿子丹朱也被放逐到了丹水。
关于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接，是和平交接还是被迫让位，从古至今就存在着很多猜测。由于当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这也成为了一个千古未解之谜。
8、 大禹的故乡“涂山”在哪里
大禹治水，在外奔忙了十多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相传禹三十多岁时娶涂山氏女为妻，又曾为治水而会诸侯于涂山。后来，涂山氏女因想念丈夫大禹，在涂山之阳唱出了我国最古老的情歌《候人兮猗》。然而，涂山究竟在哪里呢？由于文献记载简略，相同地名较多，形成数种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涂山在伊洛、陆浑一带的三涂山，即今河南嵩县。《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营建洛邑时的设想是：“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左传·阳公十七年》也记载：“晋将伐陆浑，以有事于雒与三涂。”杜预注曰：“三涂在陆浑。”《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也都说，三涂即涂山，山上有王母词、王母涧。王母即涂山之女，大禹之妻。
有人认为涂山在寿春，即今安徽寿县。《左传·泉公七年》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杜预注此涂山在寿春县东北。据说，这里是大禹会诸侯的地方。
有人认为涂山在今安徽当涂。《史记·复本纪》马贞索隐引皇甫谧的说法，指出当涂有禹庙，涂山应在当涂境内，而当涂的地理位置在安徽和县对岸，马鞍山市南。直到宋代，王懋在《野客丛书》中，也说当涂有涂山。
有人认为徐山在今浙江绍兴县西北四十五里。《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都说涂山在越国故都会稽（浙江绍兴），并指出这里是大禹娶妻之处。
有人认为涂山在今四川重庆。《华阳国志·巴志》提出，禹娶涂山氏女之涂山在江州涂山县。
古之江州，即今之重庆，并说那里有禹王词和涂后调。后世文人墨客借禹娶涂山氏女的爱情故事，题咏甚多，从而使重庆说流传较广。清代陈竹波还在涂山石壁上书刻了“涂山”二字，宇高阔十余丈，远远望去，气势非凡。
有人认为涂山在今四川北川。汉代扬雄《蜀王本纪》和唐代地理书《括地志》都说，禹生于石纽山，也即今之四川北川县。唐宋许多文人曾到此一游，在岩石上留下了“石纽”、“禹穴”等珍贵笔迹。
有关涂山之地处，说法繁多，实属难解之疑案。
9、 帝王九鼎是否真的存在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尽管王朝在不断更迭，九鼎却始终从一个国王的手上传到下一个国王的手上。没有九鼎，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国王。然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过吗？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又铸九鼎。这不仅表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而且还可以看到大禹是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国家，因为天子九鼎，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实，透过神话因素，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楚国首先发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犹重，反之，虽大犹轻。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这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两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却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也有记载说鼎铸于夏后启时。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则是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倒是有鼻子有眼。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刘邦登位时，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河南堰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其是于属夏王朝时期的，在那里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各样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绝对有力。
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到底哪里去了？
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在周赦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泅水中。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赦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泅水，余八入于秦中。”这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下泅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至少有一鼎不知去向了。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泅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准确。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樱共存亡，岂有因大国凯觑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吗？
细审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泅水彭城下”，但这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九鼎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对今人来说，九鼎的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显贵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丰富的考古信息，它们身上浸透着我国当时的手工艺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历代史籍中关于九鼎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说难圆，谁也没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据。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