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了大约五十到八十万军队，五千到一万辆坦克，超过两千架飞机，对中国形成庞大的战略性包围。
其最引以为傲的机械兵团更是可以以每天50公里的梯队速度向中国边境推进，而苏联内部更是高呼准备对中国实施诸如闪电战、斩首战之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强势威胁，早在中苏交恶之初，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就对此作出了一系列战略调整，其中以“三线建设”最广为人知。
自1964年开始，中国相继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近四成、多达2052.68亿人民币的巨额资金；而在人力方面则包括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以及成千万人次的民工。
这些人在国家的号召下，全民备战，全力支援三线建设，他们在偏远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建起了超过1100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以及常人难以统计查证的秘密工程。
在国建委的指挥批复下，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等一批工业城市的大中型军、民工业陆续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做到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而所谓的隐蔽，就是将这些机密的国防尖端项目穿岩入山、藏匿进洞，保存科技工业实力，防止敌方彻底绝育中国军工力量。
这一空前的战略大调整和战备动员，在全国各地建成了上百个机密、半机密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工程，其中一些至今仍未公开的绝密军事项目，仍深深隐匿在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大漠荒野之中。
而为了防止苏联对中国发动类似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突袭，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危机爆发前就开始迅速撤离，全军也开始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部队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
在全民战备的大背景下，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之众，包括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
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大战之势一触即发。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机械兵团和核武威胁下，分散在机要地段的核掩体工程开始秘密运作，毛主席迁赴临近咸宁“131军事工程”的武汉，林（和谐）则奔赴苏州的防核地下掩体，周恩来总理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空爆袭击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从这些战备动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做好了防核武打击的撤离计划，其中以领导人的防核掩体为重中之重。
单是披露出来的领导人防核掩体总计三处，分别位于北京、湖北咸宁以及江苏苏州。
这三处掩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均在中国中东部的腹地，远离苏联以及越南、印度等亲苏国家的包围圈，但以北京最为势单力薄，地理位置上离苏联最近，而且缺乏高山密林的掩护，极易被苏联的装甲部队由北向南推进侵入。
而位于中东部的咸宁、苏州则占据了地理和交通补给优势，在苏军后勤补给线不能大幅拖长的情况下，黄河以南是最后的防御大后方，但一旦让苏军从海上登陆或者陆上自南向北进入中国腹地，这两处防核掩体不见得是最好的驻守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