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成了他自己的恐惧。没有人能够插进他和他自己之间。但是他坚持对布洛德说，他还没有到妄想狂的程度；"我从经验中知道，没有一处地方是空闲的，如果我不坐在自己的马背上，那么我的敌人就会占据那里"。他还补充说他是这样一种人，"仅仅因为在晚餐桌上和某个人有过接触，回到自己安静的屋子里时就会浑身发抖"。让他产生如此剧烈反应的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处女，涂脂抹粉、面目可憎……由于神经过敏而精神不大正常"，她是一个捷克人，同时也是一个顽固的反犹太主义者。他想找个机会和她辩论一番，不过后来他又开始同情她了。
１１月时，卡夫卡给米伦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俩是无法在一起生活的，他请她不要给自己写信，同时他也将不再给她写信。他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的最初几个星期一直处在一种狂热敏感状态中，这表现出他对米伦娜在他身上激发出的激情无能为力。这时，就连一些旁观者，比如马克思布洛德，也发出了这样的惊呼："我发现他不但被致命的疾病折磨，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内心压力"。有时，他甚至会和布洛德一起待在保险公司里，盼望能收到米伦娜的一封电报。米伦娜曾在１９２０年下半年写信给布洛德，表达了她对卡夫卡的担忧，还提到卡夫卡似乎完全缺乏实际生活的能力。信上说，她曾和卡夫卡一起去过一家邮局，当时卡夫卡发现邮局多给他找了１克朗，就把钱退给邮局，结果他后来发现那个克朗本来就该是他的，这件事让他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米伦娜对布洛德说，"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神秘的"。米伦娜以她那种特有的激情写道："但是弗朗兹无法生存。弗朗兹没有生存的能力。弗朗兹永远不会好起来。弗朗兹会很快死去。"她说，就像他不会喝醉酒一样，他没有说谎的本领，"他没有一寸安身之地。他暴露在我们能预防的一切伤害面前，在穿衣服的人群当中，他是惟一的裸体者。"
尽管卡夫卡要求米伦娜不要再给他写信了，但次年１月底，他还是收到了米伦娜的"最后一封信"。卡夫卡对布洛德说："她强硬而固执"。米伦娜又给布洛德写了一封信，为卡夫卡对她的拒绝心烦意乱："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起来最近几个月我遭遇了极其可怕的事"。她不断重复卡夫卡从马特利阿里写给她的信，那封信的语气非常平静："我们别再写信了，也别再见面了；请你安静地履行我对你的这个请求；只有那样我才能活下去，否则我将继续毁灭。"米伦娜对布洛德说，她"处在发疯的边缘"。她想知道"我是不是让卡夫卡为我受苦，就像他为别的女人受苦一样，以至于他的病越来越重，他才不得不带着恐惧逃避我，而我也不得不远离他的生活--这是我的过错，还是他自己性格造成的后果？"
最终，米伦娜恢复了平静，她以冷静的洞察力给布洛德写了另一封信；"我知道，他的恐惧深入到他的最后一根神经……在我和他相处的四天里（１９２０年７月初于维也纳），他丢开了他的恐惧……我确信没有一个疗养院能成功地治好他的病……没有任何精神强化可以克服这种恐惧（卡夫卡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防止任何强化……肉体过于裸露，他看到了就无法忍受"。米伦娜回忆说，在那四天中，她把他拉到维也纳郊区的山冈上，卡夫卡穿着白衬衣，脖子晒黑了，在太阳下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路。他没有咳嗽，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他的病似乎不过是一场轻微的感冒（卡夫卡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米伦娜那强大的活力使卡夫卡变得健康了。她认为自己是惟一可以治愈卡夫卡的人，但她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除此之外，她明白，和卡夫卡在一起生活意味着"最严格的禁欲"，而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疯狂地渴望"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过一种有孩子的生活，一种贴近大地的生活"。卡夫卡看到她内心展开的斗争，"这把他吓跑了"。她补充说："以前和他来往的女人们都是凡俗女子，只知道像女人那样生活。我倒以为，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而唯独他是健康的，是惟一一个可以正确地看待和感知事物的人，惟一一个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从不拒绝生活，他只是抗拒这种生活。假如我能和他一起，他是可以和我快乐地生活的……他所恐惧的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