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新加坡原来的总理李光耀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感到担忧。他以严厉的语言表示了对李登辉的不满，因为李登辉把台湾问题复杂化，从而迫使人民解放军去强化海军装备。陈水扁接过了这个烂摊子。李光耀建议说，台湾当局应该以说服台湾人认识到，与大陆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来取缔那种竭力从民众中需求台独支持的做法。美国人不可能永远保护台湾，如果让台湾人寄托幻想于美国人的话，那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台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
70年代，在西方企业的视野中，东亚浮现出四种国民经济形式：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学家很快就为这些快速发展者发明了一个名称：四只老虎。随着中国大陆在80年代的腾飞，人们对于这四个也属于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又赋予新的名称：“四小龙”。
从这“四小龙”经济中，也就只有一家堪称腾飞式经济，那就是：台湾。韩国是日本模式的翻版：它建立大型综合集团，以日本战前的经连会金融集团以及其演化出来的工业集团为样板，既不在乎欠债，也不考虑市场需求，而一味地扩大生产能力。新加坡邀请西方以及日本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香港沿用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台湾相反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国民经济体，一种富有灵活性核心的小型的父权式家庭企业。
90年代末，台湾有120万中、小企业，而台湾就业人口80％工作于此。中国人的想法是：与其到别人的企业去干，还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企业中。每18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是企业家。一个笑话就是：“往街上扔一块砖头，准砸着一个董事长”。《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这样描述说：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蚂蚁兵团”式经济。这个蚂蚁兵团在90年代占领了世界计算机市场。
台湾计算机工业的主要成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台北市场情报中心，技术、信息研究所，2001年1月。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蚂蚁战”：以洪先生创立的建准公司为例。在80年代手提电脑的奔腾处理器迅速提高时，高温问题出现了，像日本的大公司美蓓亚（Minebea）一样，建准公司集中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研发出了一种很小的冷却排风扇，它甚至比奔腾的芯片还要小。现在，几乎世界上1/3以上的手提电脑都使用这种排风扇。
90年代末，台湾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计算机硬件生产地，仅仅小于美国、日本。在计算机的许多零部件方面，世界市场的50％～80％都为台湾所占有。
台湾的企业是在埋头苦干，但是他们的眼睛却盯着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上，谁认识第一流的国际计算机，也就是认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转换电路板生产商？谁认识光宝技术，也就是台湾80家计算机显示器生产商中最大的那家？谁认识家庭企业家昆盈公司（Kye），即第三大鼠标生产商？谁认识世界上最大的小计算器、台湾最大的传真机生产商光宝公司（Cal－Comp）？
形成所有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台湾企业供应零部件，并把它们发往组装整机的地方，也就是零部件规模委托加工，他们的产品不是直接给予终极用户，而是销售给了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计算机生产企业，而这些企业把零部件组装起来，并且以自己的商标对外销售。譬如在2000年，世界上半数以上的手提电脑都是由台湾生产的，然而这些电脑却都是以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计算机公司如康柏公司等的名称对外销售。2000年初，据经济报介绍，也就只有手提电脑的世界名牌东芝公司在台湾整机生产。世界著名的大型集团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IBM）、康柏公司、东芝公司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这些零部件供货商，依赖于数千家中、小型台湾企业的委托加工。日本的卡西欧公司小型计算器的80％来自于光宝公司。只有少数的台湾公司如计算机生产商宏基在世界市场上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如果台湾突然消失在海洋中的话，那么世界计算机市场也就将随之而陷入混乱。
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家，前提是，只要把企业产权的自主性给了他们。对此，台湾人是活生生的例子。那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大型国有企业上的台湾当局所做的决策是相当明智的。他们对于这场高技术奇迹所做的只是一点儿经济上的资助，然而却是关键性的：当局为这场奇迹投入了基本设施建设；筹建了一个官方实验室：“工业技术研究所”，如同美国的史丹佛大学那样，这个研究所使许多富有成效的高技术企业得以腾飞。围绕着这个研究所，当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高科技工业园：新竹园；还鼓励那些风险资本企业的形成；而当局却在它们形成之际止步了：它为高技术企业创造基本设施，但是并不去指挥这些企业的发展。那么，台湾就不会发生那些在日本所发生的，因为日本政府和计算机工业界为了“打垮国际商用机器”，集全部精力于大型计算机集团的建设。可是当年轻的硅谷公司在90年代实施全新的计算机模式时，即网络计算机模式转化时，整个日本计算机企业遇到了技术老化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