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军事占领当局治下的南方重建时期，黑人的各项民权和政治权力有抬头的趋势，尽管这遭到了南方白人的极力反对。白人反对的方式，时常表现在各种民间治安团体动辄采取非法的恫吓和恐怖活动。在这些团体当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推三K党。1877年的政治妥协之后，随着联邦军队的撤走和南部地方政府的重新上台，黑人参政权及其各项民权受到限制。其后几十年中，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南方黑人的境遇却一直在倒退，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极点，到处出现了各种隔离法律和歧视做法。美国最高法院1896年裁定“分离但平等”的设施是合乎宪法的，从而为在公共设施里实行普遍而严格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依据。实际上这种“分离但平等”的设施远不是平等的。
私刑拷打黑人致死的案件，也随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南方黑人实行压制而不断增多，1892年达到了高峰，共161起。用私刑将人拷打致死，本是南方长期存在的恶劣做法，但只是在1886年之后，被私刑拷打致死的黑人才在数量上超过被这种私刑断送了性命的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私设公堂的恶习，基本上变为白人杀害黑人的手段。
教育
几乎所有的奴隶都是文盲，而在1860年奴隶又占黑人人口的90%。那时的公立学校，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南部以外的地区，公立学校仍在为了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而奋斗，当然在南部这种学校就更为罕见了。在奴隶制度下，南方多数州的法律是禁止教授黑人读书识字的，即使是在北方的许多地区，公立学校也不招收黑人入学。更有甚者，美国最南部有些州竟然明文规定“自由的有色人”送子女去上学，即使是自费到私立学校求学，也是犯法行为。
尽管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让黑人受教育在美国仍具有悠久的历史。在18世纪末期，北方各种各样的慈善家及慈善团体，或者创办专招收黑人儿童的学校，或者设法让白人子弟的学校也录取黑人的子女。早在1807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500名“自由的有色人”建立起该市第一所黑人学校。在1862年最终纳入华府公立学校体系之前，这所学校还是使自由黑人子女几十年来有机会求学的许多私立学校当中的第一所。在新奥尔良市那些家境富裕的“自由的有色人”当中，受过教育的是普遍现象，乃至有些人（其家长有能力送他们赴欧洲深造的）一直上到大学。同样，巴尔的摩市到1830年也建起了培养“自由的有色人”子弟的学校。纽约、费城和其他城市也有黑人子弟的学校。各式各样的白人教会团体--尤数教友派和天主教派--也时常不顾法律的反对，给“自由的有色人”的孩子提供教育。皮德蒙特地区的一些苏格兰—爱尔兰人也这样做过。
1831年塔特·特纳造反及废奴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南方各州对所有黑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的有色人”）的行动实施了从未有过的严格限制。就是在这个时期--大致从1830～1860年--南方许多州都宣布任何人教育黑人都为非法行为。这些法律使普遍存在于各地的教育黑人子弟的学校转入地下。根据1850年的人口普查，自由的有色人约有3/5是识字的。而在各个城市，黑人识字率还要高，甚至在那些有法律禁止黑人受教育的州里，情况也是如此。
在战后的南方，刚获得自由的黑人那种求学的热情，真可谓既令人敬佩又令人同情。不管是成年壮汉还是孩童。黑人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以便学到知识，其数目之众，曾使当时人们惊诧不已。不过，这种求学的热切心情，既非建立在教育必将带来的那种对工作的任何体会上，亦非立足于权衡求学将会给自己处境带来何种实际贡献这种现实基础上。确信教育是个好东西是一回事，接受严格的训练或建立思想准则则是另外一回事。能经受住严格的训练，并建立思想准则，才能使教育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或产生效果。对缺乏这两种先决的思想准备的人进行教育，对于几代人的黑白两族教员来说，却是一件苦差事。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在获得解放之后的50年内，总算从100%的睁眼瞎变为75%左右的人识字，成就确实是可观的。
南北战争之后，主要是来自美国传教协会的一些北方白人，迁移到南方去创办学校，以便使新近才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子女能受到教育。他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办起了1000多所学校，并向南方派来了2000多名教员。在南北战争后的50年中，北方各界为黑人教育大约捐助了5700万美元，黑人自己另外又捐献了2400万美元。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初的年代里，自由民事务署是资助黑人教育的主要财东，该署在1865～1870年为此大约花费了350万美元。相比之下，南方黑人开办的公立学校教育却进展很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进展尤其如此。美国第一所公立的黑人中学于1870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创办。巴尔的摩一所公立黑人中学是1892年创办的，在新奥尔良是1916年，亚特兰大是1924年。在农业地区，黑人受教育的情况一直大为落后，及至1911年，农村还有那么多的地区根本就没有黑人儿童的学校，致使慈善家朱利斯·罗泽沃德慷慨解囊，创办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在南方资助建立黑人学校。嗣后20年内，朱利斯·罗泽沃德基金会拿出400多万美元进行资助，使50000多所黑人学校得以建立起来。当1932年朱利斯·罗泽沃德去世时，超过1/4的美国黑人儿童正在他所赞助建立起来的学校里读书。
直到1916年，在公立中学就读的黑人学童才在数量上相当于在私立中学就读的黑人学童。甚至南方各州开始为黑人建立公立学校之后，在1913～1932年，其建设经费约有1/3是由朱利斯·罗泽沃德基金会和黑人自己拿出小额捐款平均负担的。总的说来，南方各州用于黑人教育所支出的款项只相当于他们用于白人学生教育款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罢了。而且这种局面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然得到改观。南方每一个州为公立中学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按人头所作出的预算拨款，在1910年的差距甚至还大于1900年的差距。
南北战争后，在那些由美国传教协会建立的学校里75%的教员是女性。而这些女性又有75%的人是未婚或独身的。这就是那些被描绘成“古板”、“严厉”但却“富于献身精神”的“新英格兰夫人教员”。这些和黑人孩子在一起的白人教员受到南方本地白人的某种敌视和排斥，有的甚至遭到威吓、殴打和谋杀。他们的黑人学生不仅缺乏受教育的准备或观念，而且经常无故旷课、迟到、失信、撒谎、行窃。在战后早期，教员平均在南方只待3年就离开了。但是就在他（她）们奠定的基础上形成了黑人的教育事业，其后世世代代的黑人无不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缅怀当初这段时光。后来的各位黑人领袖，从W·E·B·杜波伊斯到布克·华盛顿，都对这些传教士老师的无私工作交口称赞，赞扬他（她）们为造就美国黑人的一个知识阶层立下了汗马功劳。杜波伊斯称此为“美国历史上一件最美好的事”。而玛丽·麦克劳德·白求恩高度称许“那些可爱而神圣的老师们，在我特别需要别人给予耐心和宽容时，他们是那样不怕花时间，又是那样有耐心”。
在高等教育方面，第一位获学院文凭的黑人于1828年毕业于缅因州鲍多恩学院，第一位获学院文凭的黑人妇女于1862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第一位获哈佛大学学位的黑人毕业于1870年，1896年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第一位黑人是W·E·B·杜波伊斯。在整个19世纪，黑人获学院和大学学位的总数不到2000人。
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许多黑人学院和大学由美国传教协会以及各黑人宗教团体建立起来，联邦政府也在首都华盛顿为黑人建立了霍华德大学。不过许多黑人“学院”在其主要课程真正地达到学院水平之前，多年来实际上讲授的都是学院预科的课程。这些学院在开初因为极端缺乏受过足够教育并足以担当学院一级师资队伍的黑人，所以在实质上都是些为黑人学生开办而由白人掌管的学院。
领袖人物
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当中受教育程度和文化适应水平最高的成员，当属那些战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20世纪，他们（及其后代）为黑色人种提供了为数颇多的领袖人物。但布克·T·华盛顿是个显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内部存在文化差别的种族一样，黑人领袖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黑人民众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一直是爱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别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奥尔良阔绰的属克里奥尔（Creo1e）血统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之间爱憎兼具的情绪也最强烈。1860年，在新奥尔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男性有近85%是工匠、专业人员或企业主。新奥尔良市战前的“自由的有色人”家庭约有1/3拥有奴隶，战时这些有克里奥尔血统的人有3000人参加了邦联军队。南北战争刚结束时，这些人煞费苦心将自己与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区分开来，不愿与之混同。他们抗拒“把我们降格到野蛮退化的奴隶行列”的做法，并谴责那些“将刚获自由的黑人与我们这些才智发达的民众混为一谈”的人士。不过，既然在法律和社会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给了这些克里奥尔人以争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标集中在对他们生存至关紧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这些方面是否对其他黑人民众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里奥尔人就曾反对创办“南方大学”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这所大学代表了一种种族分离的原则，而他们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对此最为反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和讲究实际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就成了黑人领袖之间进行无休止内部斗争的根源，典型地表现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华盛顿二人之间。从社会上来看，克里奥尔人直到20世纪都一直与其他黑人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杰出的爵士钢琴家杰利·罗尔莫顿就因与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奥尔裔祖母撵出家门，正式断绝了祖孙关系。
新奥尔良的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的极端例子。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了新奥尔良，使之成了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新奥尔良此前在历史上属于拉美式奴隶社会。这一点恰可解???为什么那儿会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奴隶社会里闻所未闻的许多非同寻常的社会模式（包括黑人拥有奴隶这种现象）。存在于美国比较一般的状况是，黑人分为普通大众和肤色较浅的精英分子这两部分，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起领导作用的人物多来自后者。黑人大众的民俗文化--圣歌、爵士音乐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国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贵族品位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贬斥。黑人内部的肤色差别构成了社会鸿沟，筑起这道鸿沟的不是别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当初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起来铲除由白人构筑的鸿沟的人士。这明显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此视为黑人精英企图借此打进以往单纯因肤色关系而被拒绝加入的美国整体精英阶层，那又是合乎逻辑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讲得通，立论必须符合民主的理念，符合他们作为整个黑人种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获得举国承认的黑人领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个逃跑的奴隶，早在南北战争许多年之前就是个自由人了，他善于把后来使得黑人领导层分裂的对立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战前战后，他都是个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道格拉斯气宇轩昂，言词犀利，其奋斗目标既有现实性又有原则性，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战，为全面的人权而战，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战。在南方重建时代，道格拉斯长期为之奋斗的平等和进步几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1877年的妥协法案、凌辱歧视和私刑拷打等趋势的抬头，致使美国的黑人到1895年2月道格拉斯去世时，再次陷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时期之一。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涌现一位新的黑人领袖，他就是布克·T·华盛顿。华盛顿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但《解放奴隶宣言》使这个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尽艰辛终于受到了教育，并在后来成为一名教员。1881年，他主持在亚拉巴马州新创办的塔斯克基学院。1895年9月，他在亚特兰大世界博览会上进行了一次演讲，获得举国一致的赞扬，从此开始了黑人领袖的生涯。华盛顿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开辟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们的水桶扔下”--并呼吁南方较为开明的白人在实际而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黑人携手合作，不管这两大种族在社会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说：“在一切社会性事务上，我们能像5个手指那样各自分离，而在一切对于双方共同进步有关键意义的事情上，我们也能像一只手那样。”他的这个演讲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欢迎。因他的亚特兰大演讲而向他发来贺信的人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对手的W·E·B·杜波伊斯。
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对黑人的歧视、白人非法恐怖活动猖獗及非法谋害黑人盛行的时期，布克·T·华盛顿倡导的并不是一套新的目标，而只是给现有的目标按轻重缓急重新安排了次序。在他看来，全美多数黑人精英分子一心从事的政治斗争，对于最南部几个州里那些因被剥夺了公民权而处境险恶的黑人大众来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他认为，燃眉之急是满足“我们黑人的实际需要并改善我们黑人的状态”，办法就是获得基本的技能和训练--不仅提高职业技能，还要“学会洗澡，怎样爱护自己的牙齿和衣服”。塔斯克基学院看重开导学生关心那些最基本最实用的东西：工作习惯、卫生、品行等。该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员所言，是“促成多数人的进步，而非提高少数人的特殊文化水平”。这也是华盛顿总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要义。他宣称，“单靠政府活动”并不能拯救黑人于倒悬，因为在投票箱的背后，黑人必须有财产、勤奋、技能、节俭、才智和品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