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爱尔兰人缺乏做学问的传统，但却向以巧言善辩见称。贫苦和未受教育的爱尔兰民众，不管是在祖籍国还是在美国，普遍以表达能力强、会遣词用字而自豪，说他们是“伶牙俐齿”也罢，警语大师也罢，或者“甜言蜜语”也罢，总之是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他们中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其中有彼得·芬利·邓（杜利先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笔下）和大卫·G·克劳利（著名的《纽约世界》的编辑）这样一些记者，体育新闻撰稿人约翰·基尔南，小说家和剧作家则有约翰·奥哈拉和尤金·奥尼尔等人。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对一些民族从整体上妄加褒贬，也不是对其表现的优劣进行排序或打分。我们的用意是要寻找比这更加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衡量经久的文化价值，比起更加直接的“客观”状况来，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族际关系
尽管爱尔兰政治家在19世纪有本领赢得其他种族选民的选票，但爱尔兰民众和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远称不上是和谐的。
在美国历史上，也许任何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都没有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来得糟糕。两族之间因积怨太深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之内，曾周期性爆发过无计其数的打斗和骚动，遍及全美各大城市，他们不仅在工作场所折腾，也在双方共居的贫民窟里闹个没完没了。在1863年发生于纽约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征兵暴乱中，横冲直撞的爱尔兰人像发了疯似的，见了黑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加拷打，往往使之伤胳膊少腿，甚至有将收容黑人孩子的孤儿院付之一炬者。首批搬迁到哈莱姆区的黑人是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离开曼哈顿中区的飞地，就是为了避开附近一带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与各白肤色种族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除去他们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发生过多次血腥的冲突不谈，他们也卷入过无数次的骚乱和巷战，攻打德国人；在各大城市使用暴力来对付意大利人；在纽约和波士顿捣毁犹太人的财产，攻击他们，破坏他们的坟场。在美国西海岸，19世纪发生的中国移民被殴伤、政治上受到打击的许多事件，都是由爱尔兰人带头挑起的。
在这些事件中，要确定敌对行径是由谁先挑起的，通常并不太难。与爱尔兰人发生过无数次冲突的种族，其中有些与别的种族的关系，相对来说就很融洽。例如，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一般相处得颇为太平，然而他们谁都与爱尔兰人合不来。美籍华人很少（甚至从未）攻击过其他种族。黑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历史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前，那时自由的黑人少得可怜，他们假期平白无故地去惹事，攻击人数众多的爱尔兰人，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德国人有时确实会向爱尔兰人挑起冲突，但在其他一些场合，却有人观察道：“德国人野餐时，爱尔兰流氓就会去捣蛋，而他们这样胡闹经常是毫无道理的，仅仅是为了寻开心，否则星期天就会闲得无聊。”
爱尔兰移民的高峰期是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一时期碰巧也是美国城市发生暴力事件的高峰期，所以也不能一股脑儿把责任全部推到爱尔兰人头上。美国本土的暴徒时常也到爱尔兰人地段为非作歹，打家劫舍，焚烧民宅和教堂。当时全美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暴力。
但凡有爱尔兰人卷入的族际纠纷，诉诸暴力并非唯一的形式。在由爱尔兰人把持的那些机构里，尤其是在市政机关和天主教会，非爱尔兰裔人士要想飞黄腾达，比登天还难。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不仅在爱尔兰人操纵的帮派政治中很少有晋升的机会，而且因为任人唯亲成风，就连在城市衙门里谋个混饭的差事都很困难。只是在文官考试制度兴起后，犹太人才开始在纽约市政机关取代爱尔兰人。同样，天主教会显然也是爱尔兰人的传统领地。有人发现，“一个出生在巴尔的摩、双亲都是意大利人的神甫，英文和意大利文讲得一样地道，但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刚刚从爱尔兰迁来的神甫被提拔为他的上司，只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虽然爱尔兰人只占天主教信徒总数的17%，但有35%的天主教教士是爱尔兰人，在天主教全部神职人员中，爱尔兰人便占了一半。1789～1935年，美国的天主教主教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由于对爱尔兰人把持教权的状况不满，非爱尔兰人曾多次提出抗议，致使罗马教廷向美国派出特使，决定各种族的天主教徒可以自己成立教堂和教区学校，并最好由有关种族的自己人来主事。
除了对某些特定种族存有敌意外，后代的美籍爱尔兰人还对一般的“外国人”形成了某种笼统的敌视心理。这些爱尔兰人此时已拥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于是就把新来的移民视为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正如他们当初被美国本地人视为一种威胁一样。
和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历史原因一样，美籍爱尔兰人之所以到处和别的种族闹矛盾，与美国的环境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应归咎于他们当初在祖籍国时就形成的观念或传统。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处境与后来移美的其他种族，比如意大利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意大利人却能和其他不同的种族和睦共处。在几个世纪以前的爱尔兰，每逢见到别人，一个爱尔兰人立即就会将其区分为：（1）或者是另一个爱尔兰同胞，（2）或者是一个死敌。而死敌当然就是可憎的，该打的，而且要狠狠地打。爱尔兰人远在他们的双脚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前，早就抱有强烈的本族认同感了。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就更会感到，美国天主教会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处在爱尔兰人的主宰之下，它却为调解信奉天主教的各种族团体之间的不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在黑人当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慈善活动，历史上早就这样做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尽管波士顿南部的爱尔兰人，曾因用校车接送黑人学童到他们的社区就读而闹过事，不够光彩，但天主教在全美各大城市也将教区学校办到了黑人居住的地段，由白人--常常是爱尔兰人--充当教士和修女。他们的教学效果属上乘，较诸同一地段的公立学校，实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的爱尔兰人
随着地位的上升，加之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爱尔兰人在文化上与其他种族逐渐打成一片，与异族通婚的现象也司空见惯，以致今天很难确指谁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在19世纪60年代，只有1/10的爱尔兰人与异族通婚，到了20世纪60年代，则有过半数的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秦晋之好。爱尔兰移民先辈的后人，现在有一些已经被归类于其他种族了，还有一些则可能被人口普查官员列入无法鉴定其种族归属的那一半美国人当中。
关于爱尔兰人的现有统计，根据就是那些主动向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自己是爱尔兰裔的个人陈述，这些人也许代表也许并不代表爱尔兰移民始祖子孙的特征。如果说这些飞黄腾达的人同化起来轻而易举，那么，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爱尔兰后裔（或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抱残守缺的落伍之辈，不如他们的多数同胞有出息。
即便人们对爱尔兰后裔的看法确有保留，然而纵观全局，他们已经摆脱了当初的贫困境地，在收入和教育方面达到（甚或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准。在20世纪70年代，美籍爱尔兰人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数高出5%。他们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和进入大学的比例，大致相当于全体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当中，爱尔兰人的智商得分一直略高于全美的标准线（以100分计）。酗酒向来是美籍爱尔兰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正如在爱尔兰一样。各种研究都表明，比起黑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来，爱尔兰人酒的消费量更大，由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也多。尽管人们通常都以为天主教徒的家庭人口多，实际上爱尔兰人的家庭人口和一般的美国家庭差不多。美籍爱尔兰人现有1600万之众，约占美国总人口的8%。他们现在的投票模式也和其他美国人相去不远。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入主白宫之后，天主教徒能否担任美国总统的争论遂告结束。
实际上，爱尔兰人现在变得如此美国化，以致某些人叹息道，他们已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气质。但是变成地道的美国人很难说是一种失败。当今世界各地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仍在梦想如此吗？当年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不畏旅途艰险，漂洋过海，梦寐以求的不也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美国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