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苏关系处于冰点的情况下，这一事态成为国际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但是，国际观察家们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这一年年初，美苏双方就开始释放出缓和的空气。后来，时事评论家将这次会晤视为东西方恢复正式对话的标志。
在随后的几年，美苏恢复了控制军备的谈判，频繁举行首脑会晤，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关系开始缓和。
这一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阿尔希波夫被中国领导人看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总顾问，在中国工作过多年。这是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甚至在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他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
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阿尔希波夫还会见了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50年代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陪同会见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形容当时的气氛是“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面对几十年不曾见面的故人，陈云称阿尔希波夫为“老朋友”。陈云说：“在50年代制订和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我们合作得很好。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过去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
在谈到中苏关系时，陈云对阿尔希波夫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利益。中苏两国要做到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三大障碍。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不过，这不等于说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几年我们的贸易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科技、文化方面也有了一点交流。今后，在这些领域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发展。”
钱其琛还记得这次会见的一些细节，陈云在同阿尔希波夫会见前，请姚依林、陈楚和钱其琛前去汇报，陈云谈得十分高兴。当晚，陈云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钱其琛。钱其琛说，陈云借用陆游的名句，表达了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这个曾经长期被中国人称为“苏修”的北方邻国，过去总是被中国媒体描述成“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新沙皇”，现在，这个国家的“狰狞面目”在中国人眼里渐渐模糊了。
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作出了新判断。他抓住全球性战略问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邓小平后来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人们还记得，过去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一直认为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军队为此数十年来一直枕戈待旦，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国民经济一直处于临战状态，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转入战时轨道。现在，转变的时候到了。
历史的合力，使1984年成为一个蕴涵无限生机和重大机遇的年份。这一年国内民气可恃，国际冷战格局开始缓和。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小气候的结合，使中国人在这一年抓住了难得的改革机遇，改革开放即将实现新的突破。
这一年10月1日，中国迎来了第35个国庆节。阔别25年的国庆阅兵吹响了国防现代化的嘹亮号角，全世界都瞪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支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的军队。人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这一天，受阅部队穿着新的87式军服，走过天安门广场，而在观礼台上的高级将领则还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65式军服。这或许暗合了这个时代人们寻求变革的迫切心情。在未来的几年里，这支军队将服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实行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在这一天的国庆游行中，在上百部彩车中有两部彩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部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上面有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一部是由5辆拖拉机组成的彩车，上面是5个巨大的美术字“联产承包好”。
站在天安门城楼的邓小平作了讲话：
“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邓小平所说的“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中国向苏联学习，在特殊年代和特殊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迅速改变了中国长期落后的面貌。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扼杀了人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甚至是心灵。尽管这个体制在不断地伤害人们，但是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国庆35周年盛典结束后不久，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他向客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几天后就要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会议。
6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的三中全会原定的主题是要研究思想工作的，但是在这一年国庆结束不久，主题却改为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反复研究，中央决定抓住这一年难得的机遇，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那么，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10天后的10月20日，答案揭晓了。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对这个论断，《决定》是这样说的：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提出了要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伟大创举。
这一天，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会议通过后，邓小平评价《决定》“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
两天后，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又一次谈起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新话”和“异端”，是《决定》指出了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从而打破了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打破了将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
这次会议只用了一天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全会。但就在这一天之内，中国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也迈出了全面改革的重要一步。这不能不说是不断解放思想而导致的重大突破。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只用了一天时间就通过了这样重大的决议，可谓举重若轻，其实在这看似轻松的背后，已经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参加过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全会《决定》起草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个指导方针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
但是即使这样，要在中央文件中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经过一番争论，才在提交给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中采取了“商品经济”的提法。
但是，传统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完全摆脱的，《决定（草案）》深深地留下了那个转折年代的烙印：不仅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概念，还在“商品经济”四个字前面加上了“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十几年后，吴敬琏对研究人员说：“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行，在会上有的领导同志对这样提问题仍旧顾虑重重，所以在论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那段话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样，《决定》才算最后通过了。《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吴敬琏认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设定了正确的方向。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才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
今天看来，尽管《决定》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而是用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词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下，这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最大突破了，这一理论创新带来的进步和激发的改革能量是极其巨大的。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改革转移到城市改革。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将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这个时候，普通人对于中央文件背后的争论并不知道，也似乎不会像文件的起草者那样去研究几个词组和文字的排列组合。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份文件里出现的这些话：“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这样的话让当时许多不安分的人激动不已。
就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一位40岁的工程师离开了他熟悉的科研岗位，推开了中科院计算所一间小平房的门，创办了一家计算机公司。他叫柳传志。不久，因为柳传志的公司掌握了“联想汉字系统”的核心技术，这家公司有了一个新名字—联想公司。第二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科学技术改革决定》，正式提出：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的主战场。
20多年后，已成为中国最大电脑公司的联想以1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事业部。但是在当时，柳传志的举动却被视为“非主流”，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只是中关村微不足道的一家小公司，甚至没有明确的史实资料记录联想—准确说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的具体日期。有人说是1984年10月17日第一次开会讨论此事时，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这一天，计算所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交上级，并于这一天获得批准。
当然，早在10月17日，计算所一群人到中年的员工就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准备成立公司，这次会议后来被联想人称为“小平房会议”。柳传志是其中最年轻的，40岁。
公司的筹备过程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因为这群人已经铁定了心，准备下海大干一通。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否也使这些准备投身商海的人们激动不已，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电脑公司的创始人。
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马胜利、宋北方和鲁冠球
受到邓小平高度评价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也引起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关注。国际主要媒体都用较大的篇幅在显著位置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次全会的分量。
不过，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与中国人不尽相同。当中国媒体和理论家们在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打破传统观念，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而欢呼的时候，西方媒体却一开始就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改革”上面。西方人很难理解“商品经济”这个陌生的名词，更难理解“商品经济”这个名词在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下的含义，他们熟悉的是“市场经济”。
各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法国《巴黎日报》认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前所未有地符合时代需要”的，并作出了如下评论：“中国经济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应最快的是日本媒体。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结束的当晚，日本各家通讯社就迅速报道了这个重要决议，共同社在为此专门发的号外中说，中国的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确定基本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在这天晚上的新闻中说，中国“这次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
各国媒体纷纷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与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以对比，中国改革迈出了“第二步”，成为各国媒体的共识。
路透社认为，这次全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改革决定是农村改革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决定，是一份“从根本上改革其经济的蓝图”。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蓝图标志着中国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
从这些国际重量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中国30年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对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定位之后，全会对城市改革作出了充满激情的宣言书式的呼吁：
“中央希望并且相信，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定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城市改革的重点作了具体的规划：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