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几乎每年都是在上海过春节，1991年也不例外。这一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初四，这天上午，邓小平来到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这里可以全景式地欣赏上海中心城区的风光。邓小平对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上海地图和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边摆放着浦东开发的模型。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说：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邓小平再三告诫上海市的负责同志：“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专门提到浦东开发。江泽民在报告中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定。而且，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也还是第一次。
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拉开了，上海再一次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也再一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此后浦东的变化，让世人从这扇窗口中看到了中国日新月异的新景观。
1999年，被称为国际电脑奇才的迈克尔·戴尔刚踏上浦东的大地，就感慨万千：“我曾使世界震惊，但如今浦东让我震惊。”
曾三次访华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我愿意替浦东发言。在黄浦江的东岸，太阳升起的地方，上海正??接21世纪的美好未来。”
浦东，以其不可思议的巨变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浦东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江泽民曾经10次到这里考察。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浦东已经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就在浦东开发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同时，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1990年8月7日，藏族少女达娃央宗从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的雪峰下，取太阳之火，引燃了火种。15天后，亚运会火炬在天安门广场点燃。亚运会进入冲刺阶段。
面对西方制裁的压力和世界上一些人的怀疑目光，能否成功举办这次体育盛会，成为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尊严和荣誉、关系到中国政府形象的重大事件，对打破制裁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举办亚运会最大的难题是缺少资金。仅各种比赛场馆的工程建设款就需要25亿元人民币。对于正处于治理整顿期间的中国来说，这并非易事。国务院决定拿出10.5亿元，并提供2亿元贷款，北京市政府也从财政中拿出了6亿元，这些资金相加起来，还有6亿多元的缺口。全国人民、海外华人伸出热情的手，补上了缺口。
第十一届亚运会是一场特殊的运动会，是举全国之力甚至全球华人之力举办的运动会。1990年4月，亚运主体工程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如期完工。在西方的制裁中，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运动员在这届运动会上夺取了183枚金牌，高居各参赛代表团之首。
亚运会使世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中国获取的金牌，它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力量，让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
积极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发现，拒绝同中国合作，最终将伤及自身。他们意识到，制裁中国是不现实的。
1990年10月，就在亚运会结束不久，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宣布除政府首脑以上交往和军事往来、合作及军品贸易外，取消1989年6月以来实行的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立即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统一战线”中薄弱的一环，中国的近邻日本走得更快，1990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
1991年，继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之后，英国首相梅杰、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美国国务卿贝克先后访华。
就连制裁中国最积极的美国政府，在美国企业界强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1990年、1991年连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美国并不愿意解除对中国的制裁。在东欧剧变和苏联国内局势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国内有人开始鼓吹“遏制中国”，认为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中美关系陷入了僵持阶段。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国际突发事件给美国人上了一课。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美国人尴尬地发现，尽管冷战格局开始瓦解，但是在解决世界重大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打破西方的制裁。人们发现，尽管世界在发生爆炸性的变化，但是中国仍然坚定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是西方无法制裁下去的根本原因。
股票市场的试验：国企改革新探索
在推动浦东开发的同时，对备受争议的股票市场，江泽民和中央领导集体也有了新的思考。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随着国企改革的探索而产生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股份制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这一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
这时，人们对于股票和股份制还很陌生，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时，还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他发现，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所有制一栏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这使秦其斌犯了难，他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最后，他拿起笔，选择了“集体”。
一年多后的1986年，“小飞乐”进行第一次分红扩股，却被税务部门在查账时定义为“私分国有财产”，最后以秦其斌写检讨罚款了事。
生活的细节在不经意间刻画出了历史的轨迹，从萌芽状态的股票到股票市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年的9月26日，一群人聚集在上海南京西路一栋三层小楼前，他们在等待一个可以被载入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时刻的到来。这一天，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正式开张，当年上海的新闻媒体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报道：
“今天清晨7时许，静安寺附近的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门前，聚集了数百人。人们三五成群纷纷询问：‘代理买卖股票是怎么回事？’‘买哪家的合算？’有的‘老上海’则在一旁卖弄着‘老资格’：‘你们不懂，看行市买进卖出，诀窍大着呢！’
“9点开盘，牌价挂出来：飞乐音响股票买价卖价都是55元6角，延中实业买进卖出价54元。
“人们很快涌到柜台前，连柜台外一排长椅上，也都站满了人。由于购者拥挤，原定采用现货交易形式，也无法办理，只得给予临时收据。
“飞乐音响公司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点15分收盘时，也售出了840股。”
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新闻：
“上海工商银行今日起开办代理股票现货买卖业务，到下午4点半收盘统计，延中实业公司和飞乐音响公司共卖出1500余股股票，约8万元。
“上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全市已有749家企业非公开地发行了股票。这对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变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有一定的意义，企业也可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建立股票市场事实上已属水到渠成。
“……
“预计还有更多的企业会委托银行代理个人股票买卖业务。”
中国股市在这一天成交了第一单。当天挂牌交易的股票只有两种：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而且成交量也很少，但它标志着中国中断30年多的证券交易业务从此恢复了，这条新闻也入选1986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
这家小小的证券交易柜台很快迎来了世界上两大证交所老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爵士的专程造访。不过，虽然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交易量却很小。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的股份制企业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多少股票可以买卖。这一年，虽然中国有不少股份制企业，但只有86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1987年，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开始研究证券市场，这时的深圳已经有了100多家股份制企业。经过批准，一些股份制公司尝试着自己发行股票，这时还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这些公司像推销商品一样推销自己的股票。但是人们却没有多大兴趣，这些股票就像滞销商品一样没人买，即使按发行价出售也很难推销。深圳市原市长郑良玉还记得，当时政府不得已动员干部买股票，支持国家改革，就像动员买国库券一样。这时，深圳还没有股票交易所，只有一家证券公司下设三个证券部，生意清淡，门可罗雀。
时间到了1990年，深圳的股票市场突然热起来了，股市开始造就一批百万富翁。一时间，深圳股市呈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炒股大军和资金开始云集深圳。其实，这个时候深圳只有5个小企业上市，这5只股票开始狂涨。于是，这个年交易额不过17.6亿元的市场开始引起争论。面对一些老同志提出的质疑，这一年年中，国务院派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组织联合工作组下去调查，研究如何规范发展股票市场。
1990年11月，江泽民到深圳珠海参加经济特区创办10周年庆典活动。在珠海十周年庆典上，主席台上江泽民看到了坐在他身后的刘鸿儒，就对刘鸿儒说：“鸿儒，大家回去路上谈一下，这个股票市场到底怎么办。”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和刘鸿儒从起飞就开始谈，一直到专机落地。作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清楚地记得那次谈话的细节，后来，刘鸿儒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江泽民问了关于股份公司和股票的一系列问题。刘鸿儒还记得他给江泽民提的一条建议：
“但是最后我跟江泽民讲，我说我就一条建议，股票市场的试验绝对不能取消，如果停下来取消掉，就会给全世界发出一个改革停滞甚至后退的信号。
“我说，你要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会闯出一条路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发展???本市场的道路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谁也没干过，我们肯定会走弯路的，希望让我们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要轻易戴上政治帽子。如果一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敢做了，他（江泽民）说这是不对的。最后临下飞机之前，江泽民明确表态，股票市场继续试验，暂不扩大。”
股份制的浪潮在全国蔓延开来，股票发行交易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就在江泽民与刘鸿儒谈话后不久，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向更纵深推进的标志性事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无疑会被载入史册。
然而，就在开业前的一天晚上，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第一任上证所总经理尉文渊坐在刚刚装修完的交易大厅，心里还是一片茫然，“我们创办的真是个交易所吗？”因为，电脑交易系统虽然准备就绪，但是没有经过测试，更没有做过试运行，谁也不知道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此刻，尉文渊心里没有底，他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连续工作的尉文渊此时疲惫不堪，他在搬桌子时压伤了脚，当时脚就肿了起来。到了晚上，伤口发炎，他发起了高烧。这时，尉文渊不可能离开工作现场，因为第二天就要开业。他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稍微休息了两三个小时，熬到了天亮。
此时，尉文渊那只受伤的脚肿得根本就穿不上原先的鞋子，只好找了一只大一点的鞋子。他穿着一大一小的两只皮鞋，让人背着来到现场，除了要迎接贵宾，他还要负责敲响开市的锣声。
上午11点，交易正式开始，显示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尉文渊后来回忆说：“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一些，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荡气回肠。它带点沉闷的感觉，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把它敲响一点。”
送走来宾后，尉文渊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
当天晚上，尉文渊被送进医院，一个月后才出院。后来，尉文渊说，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他都不知道。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这样报道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情况：
“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上午举行开业典礼。
“上午11时，当上海市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一起揭下蒙在黄浦路15号门口‘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绸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授权总经理尉文渊在交易大厅敲响了正式开市的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时已成交49笔，面额为5879008元。”
与今天相比，头一天的交易额很小，但毕竟是中国证券业的一个新的开端。到这一年年底，沪市共有8家上市公司，上证综合指数当年最低95.79点，最高127.61点。
半年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敏感的观察家们立刻察觉到，这是中国向世界传达出经济体制改革趋向的强烈信号。
如今，对于股市、证券交易，人们已习以为常。而在当时，当人们还需要排队购买股票的时候，却不愿面对记者的镜头。
人们似乎在回避着什么。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