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兰花开的时节，广东省中医院护士叶欣永远离开了人世，她牺牲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场上。生前，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这里危险，让我来。
“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病人，这是无数医务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有了一大批白衣战士的顽强奋战，非典型肺炎蔓延的势头才得以遏制，人民群众才得以安享宁静的生活。”
在中央电视台《我们众志成城》晚会上，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献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的乐曲响起，当抗非英雄们的遗像缓缓升起的时候，无数观众被震撼、被感动。在这些无私无畏的人面前，任何褒奖都是苍白的。对于这些英雄来说，最好的奖赏莫过于非典病毒的败退、病人的康复。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这场危机波及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非典型肺炎患者累计达到8450人，其中810人死亡。
2003年，成为人们记忆中难忘的一年；牺牲、忍耐和奉献，万众一心、众志成城，2003年春天无数中国人共同演绎了一个战胜病魔的故事。
国际社会一直在试图寻找重灾区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的决定力量。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自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在描述了北京朝阳区一个居委会主任的工作后，英国记者写道：“在北京这座世界‘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政府基层管理机构的工作被证明是有效的。”
美联社在谈到中国疫情的有效控制时，直接引用了胡锦涛主席的话：“广泛动员全社会实行群防群控，打一场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
4个月后，胡锦涛第一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21日晚间，胡锦涛在曼谷举行记者招待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当法新社记者问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7个月，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时，胡锦涛回答说：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那就是防治非典。当几千名同胞遭受非典威胁的时候，当上百名同胞死于这个疫病的时候，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我心急如焚。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疫情，让其泛滥开来，甚至扩散到国际社会，那么我们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就对不起13亿中国人民，也对不起各国人民。
“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强调要做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还要完善一些应急机制。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希望从这个事情中能变得更聪明一些，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种田不交农业税：“三农”问题的突破
2003年1月，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在新的一年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虽然离春节很近，但这次会议的基调绝不是轻松而愉快的，恰恰相反，是严肃而凝重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许多人仅从这次会议的规格上就感觉出了不寻常。早在1997年，中央就作出规定，各个行业、部门的会议，除分管领导外，中央领导一般都不出席和讲话。而这次会议上，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惯例。因此可以说，2003年从上到下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比以前提高了。
胡锦涛总书记以严峻的语气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这几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总书记到会作重要讲话的深层原因。
200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时，久违了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
这一系列的不寻常，与其说是安排全年的农村工作，不如说是新的领导集体的誓言。事实上，在此后五年的工作中，他们用行动将这个誓言真正地铭刻在了共和国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无数的聪明人都曾为此伤透脑筋，尤其是面对核心的纳税问题。
公元前594年，中国还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鲁国发生了。鲁国的国君鲁宣公废除了井田制，开始按亩征税。这种田赋制度在当时被称做“初税亩”，是中国历史上征收农业税的开始。从那时起，中国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规矩延续至今。
明人黄宗羲总结出一条规律：历史上出于税种繁多而实行并税，本意是要杜绝各种名目的税收，减轻农民负担，但虽然一时有效，后来者却忘了“正税”已经包含以往的杂派，还要再立新“名目”。于是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生出一次“杂派”高潮，谓之“积累莫返之害”。自古以来称为“皇粮国税”的农业税让中国历代农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要求往往就是不交粮、不上税。
新中国建国初期，在遭受封锁、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农业税的收入占国家税收的39%，是亿万农民通过辛勤劳动支撑起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成功地指导了划时代的中国农村改革。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盛大游行中，农民游行队伍高举着“中央‘一号文件’好”7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了检阅台。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遭遇新的瓶颈，农民增收持续困难，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却不断增加。自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长了2500多元，前者增加额尚不足后者的1/6。城乡差距越拉越大。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例是1.84:1，1994年是2.86:1，到2005年则是3.22:1。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柘木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以一系列翔实的数据写下了触目惊心的三句话：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如今摆在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面前。2003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这天下午2时40分，温家宝来到湖北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和代表们谈起了“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像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3月1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温家宝到底怎样才能走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回答道：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得很多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与此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是的，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谁也不会想到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消失的过程会简单得尤如一朵乌云飞去。
2004年3月底，北京市地税局农业税管理处处长吴鲁平心里感慨万千，他的职位将发生一些变动，但是他的感慨绝不是因为职位的变动。他所领导的部门“农业税管理处”将被撤销，农税处即将成为历史了。当然，人们都很清楚，最关键的不是农税处成为历史，而是农业税本身在北京成了历史。
对于北京市的329万农业人口来说，农税处取消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变动却有着史无前例的标志性意义。从2004年起，北京市的农业人口将实现在农业生产环节的“零税负”。
事实上，农业税的取消绝不仅仅是一纸行政命令。新中国农业税的征收，依据的是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因此免征农业税需要履行正式的法律程序。
2月8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文件中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显然，该文件为免征农业税提供了足够的政策依据。
但是仅有政策依据还不够，如果没有相当的财力支持，谁也不敢拍这个板。事实上，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一系列建设乃至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是不敢想象的。以北京市为例，2003年地税系统全年各项收入566.9亿元，而农业税及附加收入仅占其1.2‰。用吴鲁平的话说，农业税的财政意义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长和社会现实的需要，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温家宝代表新一届政府向人民汇报了履新第一年的工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代表新一届政府向人民许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温家宝宣布：
“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今年农业税率降低可使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今年中央财政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付。加快推进县乡机构等配套改革。”
对于北京市的农民来说，经过几轮的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本来已经大大降低。全市农民税费总体负担实际约为7604万元，比税费改革前全市农民税费总体负担2.87亿元减少了2.11亿元；农民人均税费负担24.05元。
对于北京农民来说，少交20多元钱还远远不能让他们富裕起来。除了减负还得增收，根本还在提高农民的生产力，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此时，全国省一级全面免征农业税的还有上海和天津。但是很快，燎原之火燃了起来。
200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五年取消农业税有望提前实现》，报道说：
“16日，湖南、江西、青海3省宣布自2005年起免征农业税。至此，全国免征农业税的省、市、自治区达到22个。据专家测算，22个省份免征农业税，将使全国农民平均减轻农业税负担2/3以上，温家宝总理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这一年的春节，因为“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广为人知的湖北监利县，刚刚宣布取消农业税让农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悦。一位记者在农家的门口看到了这样的春联：“开天辟地头一回，种田不交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下午3点04分，“通过！”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郑重宣布，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场一片欢腾。所有人都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感到由衷的激动，人大代表们用162票同意、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政府作出了5年取消农业税的承诺。事实上，只用了3年，历史性的时刻就提前到来了。
2006年2月22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名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纪念邮票。在那上面，写着“税”字的一页纸被翻开，上面用庄重的字体写着“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在这页纸下是蓝天白云间的一道彩虹，以及彩虹下翠绿的农田。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上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当的财政补贴。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无疑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
这意味着，对于13亿中国人中的8亿农民而言，2006年是中国2600年来的一个新起点。
刚刚听到这一条新闻的河北灵寿县清廉村的农民王三妮，对此兴奋不已。两年前，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灵寿县，率先免除了农业税。那一年，王三妮一家不仅免除了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还得到了216元的国家补贴。当时，掌握了铸鼎手艺的王三妮就冒出了一个想法：自己出钱，铸一个青铜鼎来记录这件亘古未有的大事。今天，他终于可以将自己的心愿付诸行动了。
王三妮说：“鼎是记述国家大事的，也是一种礼器。鼎在商周时代，老百姓说就是做饭的一个锅，其政治意义就是权威的象征，为什么说一言九鼎，这是说说话算数。”
2006年9月29日，“告别田赋”鼎铸成。中国历史第一次由一个普通农民如此郑重地记录下来，王三妮自己动手撰写了铭文。这尊青铜铸造的“告别田赋”鼎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千克。鼎的下部刻四海水纹，高浮雕龙、瑞兽。鼎的上部是《告别田赋》铭文，历述了田赋的变迁和农民生活的变化。铭文的最后这样写道：
“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中国的农民是可爱的，他们会用最真诚的心回报每一点善意。但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因为人民的感谢而停止脚步，因为“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
到2005年时，全国依然有4万个自然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取消农业税减的是“负担”，农民还需要增收，还需要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上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和帮助。“三农”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