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会世贸大会的早期，我作为指导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活动。当某些欧洲议员提出让台湾以“观察员”名义参加时，我方以议联是由主权国家议会组成这一硬性原则，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这再次证明，直接参与议联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策，能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在确定大会议题及起草、审议大会有关决议时，积极主动建言献策，使文稿尽可能体现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呼声。
在我方努力争取下，议长大会宣言和重要议题的决议写进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维护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内容。我方的这些建设性努力，有助于提高议联议事和决策的质量和水平，赢得了议联领导层和广大成员的赞许和肯定。
这使我回想起1996年在北京承办第96届议联大会的情况。那时，中国虽是东道主，但因不是议联决策层成员，在议题设置、决议起草、对非政府组织问题的处理等方面，碰到许多困难。因沟通不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心里没底。经过努力，那次大会取得成功，但克服重重困难办会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女议员会议是议联的一个亮点。我方非常重视女议员会议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从加入议联起，20多年来总是派出得力的女代表与会。她们都是曾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杰出女性或有重要建树的女学者、女教授，其中有的人多次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她们的独特经历是多数外国女代表所不具备的。中国女代表在会上非常活跃，抓住一切机会做工作，生动介绍中国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成功实践，深受与会者的欢迎。她们广泛接触各国姐妹，建立了友谊，出色地利用议联舞台开展“妇女外交”。
第三，以议联为平台，与各地区议会组织成员加强联系。
一些重要的地区议会组织都是议联观察员，或派人与会，为我做工作提供了机会。
一是亚洲议会大会【Asian Parliamentary Assembly，APA】。其前身为成立于1999年的亚洲议会和平协会【AAPP】，2006年11月在德黑兰会议上改为现名。我全国人大全面参与了该组织的筹建和历次会议的召开，并曾于2002年在我国成功举办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亚洲议会和平协会当初成立时确定的宗旨是“为亚洲各国议员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的论坛，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议联会议期间，我方主动与亚洲议会大会的主要成员国议员接触，就切实贯彻办会宗旨和加强我国与亚洲各国双边关系交换意见。
二是亚太议会论坛【Asia-Pacific Parliamentary Forum，APPF】。该组织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于1993年初在东京发起成立的。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实质性交流，因此吸引了众多议员参加。中国是论坛创始成员之一，并于2004年1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第12届年会。我们发现，出席议联大会的一些“常客”同时是论坛相对固定的成员，这为我们开展对话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三是议会世贸大会。这是由议联和欧洲议会于2001年共同倡议成立的新机制，目的是在世贸组织谈判进程中，为各国议员提供一个交流与贸易有关信息的平台，力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议会的作用。我国是议会世贸
大会创始成员，也是指导委员会成员。2005年12月，全国人大成功承办了世贸大会香港会议。
四是亚太议员环境与发展大会【Asia Pacific Parliamentary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APPCED】。该组织是在韩国国会倡议下于1993年成立的，我国是创始成员之一，并于1998年在桂林成功举办第六届年会。该组织虽不是议联观察员，但不少关注环发问题的亚太议员出席议联大会。当议联讨论环境与发展问题时，我团与这些议员及时交换意见，并就有关议题共同提出议案。
五是亚欧议会伙伴会议和亚欧年轻议员会议。这两个组织都是根据亚欧首脑首次会议【曼谷】的精神成立的。我全国人大曾分别于2003年承办亚欧年轻议员会议第五届年会，于2008年承办亚欧议会伙伴会议第五届大会。在议联大会期间，我与上述两组织有关各国的议员保持接触，就包括涉台、涉藏、人权、“东突”等敏感问题在内的广泛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解。
六是拉美议会【Latin American Parliament, PARLATINO】、太平洋岛国论坛议会大会【Forum Parliament Assembly, FPA】、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Assembly, AIPA】。这三个区域性议会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我国一向支持他们的活动。全国人大均为三组织的观察员。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仍有一些与台保持“邦交”的国家，因此，拉美议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议会大会在我国涉台外交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拉美议会总部由圣保罗迁往巴拿马，我国与拉美议会关系中的涉台因素更加突出。我曾率团出席拉美议会在圣保罗举行的第22届年会以及迁址后首???在巴拿马举行的第23届年会，深感保持我国与拉美议会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要。中国全国人大还为迁址后的拉美议会提供援助，改善办公条件。议联大会已成为我方与拉美议会保持接触的重要场合。
七是其他相关对话机制。目前主要是G8+5议员会议，其主要工作是就气候变化问题开展议员对话。自该机制2006年在伦敦启动以来，我全国人大派团出席了历次会议。在议联大会期间，我方同G8+5成员举行会晤，就气候变化问题坦诚交谈，交流信息，双方都感到满意。
从上述七项内容看，议联为我们同各地区议会组织和论坛保持联系和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便利的大平台。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工作，是全国人大开展多边议会外交的一个成功经验。
祝酒词风波
有人应你之邀来家做客，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作为主人，理应热情接待，彬彬有礼。但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东道主也有另类，也可能是爱耍小心眼儿、玩小把戏、自作聪明的那种人，好端端的气氛，让他的几句“恶心”话给搅了，把好事做坏。
生活中如此，外交活动中也不乏此类不懂待客之道的主儿。早些年我陪李鹏总理出访就碰到过几次。新闻界事后说的“祝酒词风波”指的就是这些事。所谓风波，是指对方领导人祝酒词中含有无端批评和影射中国内部事务的内容，引起中方的不满，双方不得不就此进行交涉，宴会因此推延，宾主双方大伤脑筋，不知情的其他客人不禁愕然，在焦急等待中议论纷纷。
1990年8月11日，李鹏总理应李光耀邀请访问新加坡。这是一次成就中新建交的重要访问。访问中的一个插曲一度引起舆论关注。
李光耀祝酒词中正面评价的语言固然不少，但有两处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令中方大感不快，难以接受。一处是关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说“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勇敢的经济改革。在8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和整个地区而言都是一个挫折……”。另一处把台湾与韩国、新加坡同称为亚洲“新型工业国家”，还说：台湾、香港、新加坡都位于中国大陆的边缘。它们的成功证明华人能够实现现代化。边缘经济体能够做到的，大陆也能做到，等等。
在事先发现李光耀讲稿中的问题后，经请示李鹏总理，我会同外交部亚洲司负责同志与新加坡方面进行交涉，要求修改讲稿。我方提出，如李光耀不愿意修改，那么双方干脆都不讲话。李光耀还是明白人，他从中新关系大局出发，特别是考虑到中新决定建交的事已公之于世，切不能因小失大，当即决定取消上述不妥的内容。晚宴虽推迟30分钟，但双方在现场的讲话和交谈中，都表示期待着中新建交历史性时刻的到来，频频祝酒，整个气氛仍是很好的。
1996年4月，李鹏正式访问法国，进一步巩固了他与希拉克在曼谷亚欧首脑会议会谈后中法关系的积极势头。为此次出访，我方作了精心准备。4月9日，代表团抵达巴黎不久，李鹏总理即同随访的陈锦华、吴仪、陈光毅、朱育理等同志再次商议了购买空客飞机的问题，决定这次访问购买30架空客A320飞机，另购的3架A340飞机是以前已有协议的，还决定由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与法宇航公司合作生产飞机，签一个意向性协议，使谈判有一个阶段性成果。
就在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中，同样发生了令客人难以容忍的事件，这又是一次“祝酒词风波”。欢迎宴会东道主法国总理朱佩的祝酒词，据说是法国外交部起草、经总理办公室官员和朱佩本人修改审定的。出人意料的是，讲稿塞进了无端指责中国不重视人权的内容。当我方事先拿到朱佩讲稿发现上述问题时，经报告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蔡方柏大使和我立即赶赴总统府，找对我友好的总统外事顾问进行交涉，请其立即出面协调，加以解决。这位朋友非常重视，立即报告总统并与朱佩处进行沟通。他打电话时，蔡大使和我就在他身旁，亲眼看到他焦急的神情，因为此事能否妥善处理，事关访问成败，涉及法方的重大利益，搞不好将会影响中法关系。考虑到会谈和宴会【原定会谈后即举行宴会】的预定时间已过，李总理和钱外长决定，我方人员先赴现场，责成蔡大使和我到现场继续交涉。经过一番交锋，最后双方商定均即席讲话，主要讲友好、讲合作，不涉及对方内政。一场风波散去，会谈开始。
据说，希拉克亲自干预此事，与朱佩作了协调。为了弥补法方的“过失”，缓和访问的气氛，希拉克作出特殊安排，除原定的次日中午设宴款待李鹏外，还亲自与李鹏共同主持100座空客飞机合作生产协议签字仪式。希拉克夫人也专为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女士举行午宴。至此，“祝酒词风波”过去，宾主皆大欢喜。
事后，一些法国政界人士和著名记者说，“晚宴事件”是朱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中方不会作出“过分”反应。一个时期以来，法社会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强烈要求朱佩在李鹏访法时提出“天安门事件”，表达法国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加之30多个所谓民意团体呼吁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当时朱佩本人正处于民意支持低迷的困难境地，以为公开谈及人权问题，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改善政治处境，结果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法著名报人佩雷菲特说，李鹏完全有理由拒绝在人权问题上接受任何人的任何教训。朱佩的做法至少是“笨拙”和“不合时宜”的。法空客等著名企业负责人说，朱佩差点儿葬送了他们的贸易机会。
1995年10月，应马耳他总理阿达米的邀请，李鹏总理对马耳他进行正式访问。李鹏同鲍尼基总统和阿达米的会谈均顺利进行，但问题也出在祝酒词上。
阿达米事先准备的长达3页的祝酒词，讲到他两次访华的深刻印象，也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积极变化，但又莫名其妙地塞进一段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话，妄评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况。宴会前30分钟我拿到了这份祝酒词，立即报告李鹏总理和罗干秘书长，总理要求我和于武真大使尽快找到对中国比较了解的马耳他副总理兼外长德·马科。这位外长当时已在宴会现场迎候客人。我们急匆匆带着讲稿在现场找到他，指出问题所在，要求立即修改，否则中国总理不便出发。当时宴会时间已到，中国总理迟迟不来，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德·马科先生说，修改讲话稿来不及了。此时，李总理和代表团的车队已在宾馆集结，正等待我和于大使交涉的结果。
在时间十分急迫的情况下，我和于大使感到如继续僵持下去，宴会将无法举行。责任固然不在我方，但我们的总理迟迟不到可能使不知实情的人对我方产生误解。于是，我当即向德·马科提出取消书面讲话的方案。对方辩解说，讲稿已发至新闻界，难以收回。我明确表示，稿件是标明生效时间的，媒体必须照此发稿。现场讲了才能算数，这是新闻常识，请马方立即另发通知原稿作废。马方最后不得不同意我方意见。5分钟后，李鹏总理到达。他同客人一一热情握手致意。在阿达米即席致词后，李鹏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马耳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积极评价马尔他为加强地中海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所作的努力，赞赏马耳他领导人为发展中马关系所采取的积极步骤。次日当地媒体如实报道了宴会盛况，阿达米原讲稿中对中国客人的不敬之语没有出现。一场风波过去，中马之间的合作依旧。马方朋友事后得知风波的实情，感慨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尊严都是神圣的。
在外交场合，讲究“客随主便”，这指的是在礼仪习惯、日程安排上，客人应尽可能体谅和照顾主人的实际困难，不可强求于人，但在政治原则和敏感问题上，是不可有半点含糊的。有的问题尽管还够不上根本利害冲突，但也应有个说法，妥善处理。有个西方国家领导人不顾中方严正交涉会见达赖，声称他有权决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不错，你掌握着你的话语权和行为权，但你要明白，滥用权力伤人、害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