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形势、掌握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加强学习，既要关心国际动态，也要关心和了解国内的发展。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前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方位对外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性更加突出，国际问题可能引发国内问题，国内问题也可能造成国际影响，把握和驾驭频繁发生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经常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对我们能否胜任工作的考验。
我们全国人大同美国国会和其他西方国家议会进行会晤，经常讨论和争论的问题，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西藏【达赖】、一个是人权、一个是“法轮功”，一个是“东突”，还有经贸争端【逆差、汇率、知识产权】、劳工权益、香港政制等问题。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不了解国内情况和有关政策，就很难有效地做工作，就很难“对症下药”，就很难把对方错误的观点驳倒。
处理“法轮功”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为了社会稳定我们坚决取缔这个祸国殃民的邪教，但外国敌对势力发现“法轮功”有利用价值，于是出钱把它养起来，作为反华的一个政治工具。有的西方国家口头上说愿同我们加强反恐合作，但对“东突”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千方百计地为热比娅、玉山江等“东突”骨干成员鸣冤叫屈，几乎每次会晤时都向我方提出所谓交涉。现在，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外斗争更加复杂。
对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政治思想素质应有更高的要求。副处长、二秘以上的同志对形势和政策的了解不能停留在茶余饭后读读书、看看报，而应该对国际形势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对自己分管的国家和相关业务提出一些高于他人的独到分析和政策建议。此外，还应抽时间多看一些有关近、现代外交史的著作，以扩展视野，提高考虑问题的深度。作为一名合格的外事干部应有战略头脑和大局意识，努力做到大事要事不糊涂，政治方向不迷失。
胡锦涛总书记讲过，我们的外事工作要有强有力的智力支撑，这句话切中要害。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大的事情、难的事情，一下子想不出好的办法去应对和处理，感到力不从心，或者点子不对头，措施不得法。为什么？从大的方面讲，说明我们对外交工作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把握得不够；从具体方面讲，说明我们文化积累不深、外交知识不够、政策水平不高、外交艺术欠缺。
同过去相比，现在全国人大的外事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声有色，成绩是显著的，大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形势下，工作难度更大了，要求更高了，而我们外事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缩短与中央要求的距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要知难而进，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外事翻译工作漫议
我大学是学英文专业的。因小学比别的孩子上得晚，我入大学时已20岁了。从头学一门新的外语，最佳年龄段已经过去。我中学6年一直学的是俄语，前后有三位老师授课，教得都很好，6年下来，我成了俄语课的尖子，居然能用简单的俄语与列宁格勒的一位学地理的年轻笔友通信，尝到了甜头，越学越投入。
高中毕业填高考志愿我报了北大俄语系。不巧的是，北大俄语专业突然决定取消在我们内蒙招生，我学俄语的愿望落空了。我就读的呼和浩特一中的校领导和班主任非常理解我一门心思学外语的愿望，最后帮我把志愿改为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可能是因为我中学表现不错，学校以半保送的方式把我送进了南开。
南开是名校，5年的学习机会我很珍惜，学得也很刻苦。英文从字母学起，困难可想而知，但我没有畏难，笨鸟只好先飞，周日不休息，假期不返乡，功课不仅能跟得上，还渐渐产生了兴趣。但工夫下了不少，成绩总是赶不上那些有中学英文底子和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同学。大学毕业时我的英文专业水平是中等偏上，离优秀还有距离。
我感到欣慰的是，毕业后不久我就被外交部派到英国工作，有了实际锻炼的机会。那个时候，学英文的能到伦敦工作，那真是“天赐良机”。此后多年，外语一直在使用，翻译工作也做了不少，但很遗憾始终未能成大器，没有勇气也没有这个能力承担更高层次的翻译任务。好在我中文有些底子，笔译不太吃力，外语综合运用的能力还说得过去，扬长避短，日后就逐步把工作方向转为以形势调研为主了。
我很幸运，参加工作几十年，岗位虽几经转换，但外事业务始终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仍在使馆坚守岗位，搞业务，回国后下干校的时间也不长，业务和外语没有荒疏。多年下来，我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翻译干部成长的艰辛有了不少了解和体会。这其中，有我个人的亲身感受，但更多的是我在外交部的那些前辈、同辈和晚辈们的经历和经验。
翻译工作备受重视
建国以来，中央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外事干部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建部初期就强调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部内和使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从外交工作的长远需要出发，把原来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升格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此后又成立了外交学院，还选派留学生和学习员到国外学习，在扩大英、法、俄、西等通用外语译员培训人数的同时，有计划地培养非通用语种和小语种的翻译干部。
考虑到翻译人才特别是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不能速成的特点，外交部制订了长期规划，未雨绸缪。由于动手早，抓得实，外交部储备了一批翻译干部，较好地满足了我国几次建交高潮和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对外语人才和翻译干部的急需。
我们外交部的同志都知道，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强调翻译的在职培养，鼓励翻译干部接触实际业务，要求主管部门对专职和兼职翻译干部的水平进行全面考察，建立梯次结构，以老带新，多给他们实际锻炼的机会。由于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批批优秀的年轻译员脱颖而出，挑起了大梁。
翻译人员要德才兼备
外事翻译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特殊工作，翻译人员要具备某些其他外事干部通常不具备的素质和本领，不能以为凡能讲外语的人都能做好翻译。从大的方面讲，包括外事干部在内的所有国家干部都应该做到德才兼备，对担任重要翻译任务的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在我们国家，不论你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翻译，还是其他部门的翻译，德和才的要求应是一样的，要练好政治思想、语言技能、文化知识三个方面的基本功。
担任重要翻译任务的译员是领导人的助手，不是翻译机器。领导人在外事场合的谈话和讲话准确无误地传达出去，产生理想的效果，需要译员的精心配合。因此，翻译人员既要忠于职守、摆正位置，又要头脑冷静、思维敏捷、处置得当。
翻译特别是高级翻译，要懂政策。周总理当年经常讲要让翻译参加形势政策的讨论，目的是让翻译了解形势，掌握政策，当好参谋助手。外交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每次开会研究外交问题，总理总是问翻译同志来了没有。有一次他发现没有让翻译来就尖锐地指出：“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这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各项基本功都很重要，但政治上不合格是硬伤。领导人谈话高屋建瓴，寓意深刻，既讲原则又讲策略，如果译员政治上不成熟，政策水平不够高，就无法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就不可能译得好。周总理说过，政治思想的基本功是最难的，也是第一位的。
一个高水平的译员，除政治思想基本功过硬外，还需要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扎实根基，文化知识欠缺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因此，翻译干部的知识面要宽，??合分析能力要强。一次内容丰富的谈话，古今中外、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天文地理等，都可能涉及。一次妙趣横生的交谈常常引经据典，也可能吟诗赋词，甚至说几句笑话，古文白话兼而有之。有些话题和内容事先是无法估计到的，要求翻译成为什么都懂的全才、各类词汇都装在脑子里的“活字典”是不现实的，但应要求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尽可能扩大知识面，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积累。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要重视在翻译实践中发现知识的不足，随时弥补和完善。曾长期在外交部负责翻译干部管理和培训的丛文滋同志曾讲过一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并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成语。当时翻译一下没能理解好，译得不太准。总理就耐心解释了成语的含义，再让翻译准确译出。总理的提醒对这位翻译是激励也是教育，我相信这对他日后成为高级翻译和驻外使节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于语言技能，我们通常讲“信、达、雅”，即准确无误，既不打折扣也不添加自己的东西；译文要做到传神达意、水乳交融，还要尽可能产生美的效果。
每年“两会”时，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是一场翻译工作的“实战”，是对翻译人员的一大考验。记者的提问五花八门，大的方面我们可以做预案，但不少问题是无法准备现成答案的，领导人的即席回答和巧妙表述需要译员靠平时的功力高质量地翻译出来。外事活动中的陪同翻译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问问身边的人，或者还可以想一想再翻，相对来说容易处理一些，但记者招待会上的同声传译和即席翻译，译员在台上是“孤军作战”，不能指望别人给你提词，因此要求就更高，必须做到译得快、译得准、译得好。“两会”的几场重要记者招待会，如总理的和外长的，都是现场直播，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大。对翻译来说，挑战的难度可想而知。
经常给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当翻译的费胜潮谈到自己的亲身体验时不胜感慨。他始终不忘温总理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费胜潮是个有心人，肯用功，也会用功。身为高级翻译，他谦虚好学，平时非常留意领导人的谈话习惯，随时记下领导人在内事外事场合重要和出彩的谈话。
2006年那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记者招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和发挥。温总理话音一落，费胜潮的英文译文脱口而出，因为他成竹在胸。
在2008年3月18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回答一个问题时引用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名句，也是话音刚落，费胜潮的英文翻译声已从话筒传出。总理的原声和小费的口译珠联璧合，产生了极佳的视听效果。
外交部的翻译干部已经历了几代，属于第一代的已进入古稀之年，小费他们这一代是目前外交舞台上译员的主力，都非常出色。可喜的是，比小费更年轻的一批译员正在茁壮成长，开始担当重任。
高级翻译人员要博学多才
“博学多才”是高级翻译们都在追求的目标。切实做到不容易，但他们的勤奋和敬业是感人的。许多翻译特别是外事翻译，大多是从外语院校或外语专业毕业的，而他们工作中接触的东西是多学科、多门类的。纯专业的东西要求翻译人员非常精通不可能，但至少基本常识要知道一些。
以全国人大为例。对外交往中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既包括人大自身的业务，如人大制度、立法、监督，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就立法一项，内容就很丰富，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专业内容，其中有些法律专业性很强，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用语，这些都是需要翻译事先准备的。我们同美国国会的交流，涉及台湾、西藏、“东突”、人权、“法轮功”，还有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保、气候、知识产权等。其中，有些问题是泛泛而论，多数是要深入交换意见的，谈得很具体。
一些非政治范畴的问题专业性很强，比如能源问题，这是近两年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起初，美方有的议员出于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发言时对我国与某些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政策提出质疑。我方没有回避，而是因势利导，开展积极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对方的误解，同时把话题逐步引到中美两国议会应推动中美在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上来。
讲到这里时，我方专门介绍了中美科学家共同研究利用核聚变发电方面的合作情况。我没有想到，这个纯属科技范畴的问题引起美方议员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可能搞明白元素氘和氚聚合产生能量的科学原理，也不可能了解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神奇之处，但他们从中方的介绍中了解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就开始了核聚变研究的合作。听了这一番背景介绍，当初对中国能源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议员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缓和多了。
技术词汇是平时困扰翻译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许多过去是学理工科的，熟悉经济、工业和科技，交谈极其务实，提问极其专业。吴邦国同志访问日本、韩国时参观电信企业和汽车工厂，温家宝同志在一往访国参观光纤厂，80年代中期李鹏同志在加拿大考察詹姆士湾水电站，后在巴西考察伊泰普水电站，等等。他们与对方的交流非常专业，非常深入，交谈非常自然和顺畅，重要原因之一是翻译的口译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
我很佩服翻译的敬业，他们临场的出色发挥全得益于平时的学习和事前的认真准备。我跟参与重大活动的不少翻译人员都比较熟悉，他们告诉我，接到重要的翻译任务就像接到作战命令，必须立即动手作准备。如果任务是特别专业的，就设法了解企业或研究团体的背景、运营情况、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和产品特点，必要时向专家请教，一些关键的专业词汇还要记牢。前面讲的中美议员讨论能源合作时，我们的翻译就请教中科院在合肥研究基地的专家，记熟了有关核聚变的专业技术词汇，顺利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此外，对外交往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也是一篇大文章，内容虽然不同于科技专业那么生僻，但范围广泛。欧美议员各有各的关切，想起什么问什么，即使事先定了议题，经常也会跑题，这就要求译员不仅熟悉国际知识和动态，还要熟悉如何用外语准确表达，使对话和交流产生最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