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秘密谈判开始后，卢泰愚十分重视，从原则到细节，都亲自过问。韩方着眼大局，很快就台湾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决定与台湾断交。韩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态度，解决了中方的主要关切，使建交谈判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卢泰愚本人破例在汉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韩中两国建交，并表示不久他将访华。
1992年9月27日，也就是中韩建交一个月后，卢泰愚偕夫人和女儿访问了中国。1993年卸任后又过了8年，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以老朋友身份，偕妻女再次访华，专门回到卢氏先祖最初落户之地--山东省长清县卢庄村祭祖。
中国同新加坡建交同样引人注目
新加坡1965年独立并建国，迟迟没有同中国正式建交，主要障碍是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即新方既想与中国大陆建交，又想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而新方也自有其说法，用新加坡前驻华首席商务代表、新中建交谈判代表之一黄名光的话说，是受国际和地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基于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总体考量，有意把新中正式建交的时间放在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
中新两国虽无外交关系，但李光耀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有其独特的方式。比如，新加坡政府于1971年10月25日发表文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赞成“两阿”提案。在此后的若干年，双方在联合国事务中保持良好的合作，两国外长多次在联大期间接触。两国经贸、文化等交流也十分活跃，1979年签署贸易合作文件，1980年签署互设商务代表处协议，并赋予代表处外交豁免权。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邓小平同志也以副总理身份于1978年访问新加坡，对中新关系乃至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双方高层互访以及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会议中的成功合作，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中国同东盟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印尼复交的重大突破，促使新加坡政府作出与中国尽快建交的决策。用李光耀的话说，“是把两国关系正常化提升到各自和大多数国家现有关系一样的水平”。
在此背景下，应李光耀的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后于1990年8月11日自雅加达直接飞抵新加坡，对该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李鹏担任总理后第一次访问新加坡，也是对李光耀访华的回访。在此前的1988年9月，李光耀访华，李鹏与其举行会谈，主要谈两国的经贸和科技合作。李鹏应李光耀的要求，全面介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情况。在此次访问期间，李光耀重申对李鹏的邀请。李鹏选择在新加坡建国25周年【8月9日】之际造访，显示了中方对新加坡人民的友情。李光耀率内阁全体成员出席欢迎仪式，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对中国的重视。新方给予李鹏热情友好高规格的接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双方已就建交的原则达成共识，建交指日可待。
李鹏与李光耀会谈的中心议题是中新建交问题。李鹏重申：中新建交应该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加坡可以和台湾地区发展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李光耀表示赞同李鹏表述的原则。双方商定尽快完成建交谈判。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在今后几个月内建立外交关系。中方以徐敦信副外长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与新方的黄名光、许通美大使等，经过两轮共约10天的谈判，终于就建交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史上继中、印尼复交之后的又一件大事。10月3日，钱其琛外长与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建交公报。4日，两国原商务代表处随即升格为大使馆。在当月晚些时候，李光耀总理访华。这是中新建交后新加坡主要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李光耀以总理身份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
继中新建交之后，中国与文莱于1991年9月建交。至此，中国同东盟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疾风知劲草
这里，我想有必要专门说一下巴基斯坦。理由很简单，因为在1989年那个中国人民因西方制裁蒙受创痛的特殊年份，该国是最早站出来给予我们同情和声援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与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巴基斯坦能以极其鲜明的立场，伸张正义，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那是一个中巴交往异常繁忙的年份，高层接触不断，尤其是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李鹏总理在平息政治风波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就在西方大国对华制裁甚嚣尘上的6月，巴基斯坦外秘【常务副外长】访问北京，这是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后来访的第一个外国政府高级代表团。此后不久，巴参议院主席、国民议会议长也先后访华，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事件。中巴新闻媒体都以非常显著的位置报道了三位巴方政要在北京的有关讲话。
外秘说：我们两国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这是你们的内政，相信你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中国的朋友和邻居，巴基斯坦愿同中国同乐同忧。参议院主席表示，巴基斯坦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相信中国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国民议会议长说，他在中国国庆40周年之际访华，一为与中国人民共庆佳节，分享欢乐，二为表达巴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11月中旬，李鹏总理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为宣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而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受到了巴政府和人民极其热情、友好、隆重的接待，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在巴期间，李鹏总理与贝·布托总理举行两次正式会谈，并会见了总统伊沙克·汗和贝·布托的母亲、高资部长努·布托。
在谈话中，李鹏总理强调：中巴两国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而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和两国国内情况变化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两国人民都具有维护和平与友谊的坚定信念，因而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都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二是两国政府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之间的友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贝·布托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源自她的父亲、巴前总理布托先生对她的影响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她和她的丈夫阿里·扎尔达里全程陪同李鹏总理访问，倾心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她说，一个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堡垒。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基石，巴中两国相互信任是巴基斯坦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力量源泉。
中国外交在中东取得重大进展
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是中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渊源和建交的历程是相当独特的。
同沙特建交
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但据档案记载，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方就有接触。1955年的万隆会议，两国都是与会国，沙特政府代表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话，赞赏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和中方为会议的成功所作的贡献。在会上和会议前后，沙特都表达了与中国建交的愿望。
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建交、9月与也门建交，使沙特与中国建交的心情更加急迫。中国方面发展同沙特关系的态度同样是积极、诚恳的。但在沙特经济命脉受制于美国的历史条件下，沙特与中国建交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尽管两国难以实现建交，但两国人民的交往还是很多的，两国政府部门也有各种交流。这些活动为日后两国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中沙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7月，钱其琛外长应沙特外交大臣沙特·本·费萨尔亲王的邀请正式访问沙特，就中沙建交问题举行会谈。7月21日，两国签署建交公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以色列建交
中国同以色列的建交历程更是一波三折。中东问题专家陈来元和张伟同志曾有生动记述。
以色列国成立于1948年5月，当时新华通讯社曾发表文章表示欢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以色列也表示祝贺，并于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据档案记载，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同年9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此事成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传统友谊的一段佳话。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以关系的良好势头发生逆转，美国的施压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1956年10月爆发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方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立场，致使中以关系进入漫长冰冻期。从“文化大革命”后的1977年起，中国从国际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全局出发，适时调整对以关系。中方“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等外交表态中的有关内容，体现了政策调整的精神，受到以方的重视。
1991年10月底中东和会召开，阿以冲突各方终于坐下来谈判，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这是影响中东形势的重大转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临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的问题，就中以双边关系而言，也有发展互利合作的现实需要。因此，尽快实现中以建交已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形势下，中以双方于1991年12月和1992年1月，花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建交谈判。1992年1月24日，钱其琛外长和以色列外长利维在北京签署《中以建交联合公报》，从此中以关系和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揭开新的一页。
睦邻外交谱新篇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除了中国与印尼复交、中韩建交、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外，应该提到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印关系呈现出改善的强劲势头。在拉吉夫·甘地总理1988年底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重要标志是李鹏总理于1991年底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印度。关于中印关系改善的进程我在“从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一文中已作介绍。
二是继1989年下半年中国同蒙古国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和同年10月中老两国两党关系全面恢复后，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越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越高级代表团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睦邻外交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进展。
双方签署了《中越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和《中越两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并就以下各项重要原则达成共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两国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应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中越两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恢复正常往来，两国之间存在的遗留问题将通过谈判予以解决。上述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和共识的形成，标志着中越两国两党关系开始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三是及时调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我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开拓了新的外交领域。1991年，苏联发生“8·19”事件，形势瞬息万变。在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独立后，中国政府于9月宣布承认该三国独立，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于12月下旬停止存在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和其他11个共和国独立，并于1992年与新独立的11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原则，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异同作为同有关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标准，同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和与中国毗邻的中亚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开展新型的友好合作，谱写睦邻外交的新篇章。
议会外交的重大实践--追忆两次世界议长大会
在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史上，有两次活动占据特殊的重要位置。
一次是李鹏委员长率团出席于2000年8月30日至9月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一届世界议长大会。此次大会是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简称“议联”】为加强两大国际组织的合作，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的历史性时刻，配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而召开的。因此，此次大会亦称“千年议长大会”。
另一次是吴邦国委员长率团出席于2005年9月7日至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作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内容，联合国与议联商定在首脑会议之前举行议长大会，旨在结合审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情况，讨论如何抓住机遇，通过加强新形势下的多边合作，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两届议长大会均安排在两次首脑会议数日前举行，前后呼应，有机配合，凸显联合国和议联、各国政府和议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共同关注。两届议长大会是议联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通过会议，议联与联合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终以机制的形式得以确认，从而提升了议联作为最重要的世界性议会组织的地位，扩大了议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中国全国人大作为议联的重要成员，一贯致力于议联事务，派出最高级别的代表团与会，为会议的成功作出积极贡献。
两届议长大会召开时的国际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