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幕后的较量
663年，唐朝在百济故土设立熊津都督府，并扶持百济傀儡政府继续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实施统治。
百济的灭亡和白江口海战的惨败，让刚刚崛起的日本上下意识到，强大的唐朝是他们向东北亚地区扩张的最大阻碍，唐军的海上力量更是直接威胁到了日本本土；唐朝的存在也让新罗吞并百济、统一半岛南部的“宏图大计”濒临破产。日本在害怕，百济不甘心，新罗在眼馋，北面还有一个貌似强大的高句丽。
百济的灭亡不是终点，这五个国家围绕东北亚霸权的争夺也并未就此结束，谁会是最后的赢家，东北亚格局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盟、观望、试探、翻脸，新一轮角逐正在上演……
复国军完蛋了，百济彻底灭亡了，新的问题又摆在高宗李治面前——百济问题如何善后？按照以往的经验，李治有三个选择。
第一，彻底灭亡百济，委派官员、留驻军队，然后向百济输送百姓和流民（就是殖民地），加强对百济经济和文化的控制，使其对唐朝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慢慢将其变成大唐领土，做长久统治。
第二，见好就收，撤走驻军，只保留对百济外交和经济的控制，以免泥足深陷、尾大不掉。
第三，一边扶持百济傀儡政权，一边留驻军队，以熊津都督府为中心，加强对半岛南部的控制。
第一个选择无疑是最理想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时间也最大最多。如果是在汉代，让百济融入汉族文化圈也许还有可能，因为当时朝鲜半岛南部仍属于“未开化”地区，但到了唐代，半岛南部已经形成独特的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民族、风俗、语言特色，很难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强行融合。
第二个选择是比较经济划算的选择，但与唐朝在东北亚地区积极进取的方略背道而驰——唐朝用了几年的时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攻灭百济，在半岛南部取得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如果就此放弃，就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白白便宜了一旁的新罗，也失去了从南面夹击高句丽的可能。
第三个选择，实际上是折中路线，也就是谋士们所谓的不急不缓的“中策”。中策好不好呢？看起来是不错，既没有一头栽进去，也没有全部放弃，很符合中国人的中庸思想。高宗李治最后采用的也是这个选择，即“兴亡继绝”的折中路线。
但正是这条看起来稳妥的折中路线，最后让唐朝在百济事务上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可以说是麻烦不断，有苦难言。
家家都有一本账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复国军还在的时候，各路唐军那是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所有内部矛盾都可以丢到一边——比如刘仁愿的后台是李义府，李义府就曾暗中让刘仁愿找个机会杀了刘仁轨，刘仁愿顾全大局没那么干，还很尊重刘仁轨，对他算是言听计从，联手扭转了半岛局面。
之前，我们都是站在唐朝，或者说是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来看待朝鲜半岛问题。实际上，继唐朝之后，真正在半岛纷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是新罗。我们不妨站在新罗和百济的立场上看看这段历史。
早在武烈王金春秋在位时，新罗就已经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扩张行动：半岛三国，高句丽最强，虽然需要分出一大半兵力在辽东应对唐朝，但仍对百济和新罗两国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与百济相比，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东南山区，民风剽悍，而且占据多条河流的上游，掌握着顺江而下的战略主动权，不论在领土国力还是民族性格上，都要比百济要强一些。
因此，新罗要对付的重点就是百济。新罗当时的领土范围是百济的一倍有余，其中还包括了富饶的洛东江流域（伽耶诸国，今大邱至釜山一带）。伽耶诸国原本是百济与新罗间的缓冲地带，与日本所控制的任那关系密切；新罗吞并伽耶，就好比战国时齐国吞并了地处齐魏楚越鲁之间的宋国——齐国吞并宋国，别的国家就怒了，本来是要合纵攻秦的，结果立刻掉过头来合纵攻齐；新罗吞并伽耶，百济就急了，百济一急，就只能寻找外援，于是与高句丽和日本结盟。
这样一来，新罗就从对百济一家的战略主动，变成了三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新罗也不是吃素的，你百济能找外援，那我就找更强的外援，于是接二连三地派使者去长安，向唐朝哭诉，说百济联合高句丽和日本，三家欺负我一个，我扛不住了，请唐朝老大哥快来帮忙。
本来是新罗和百济两家互殴，现在两家又找了三个帮手，单挑就成了群殴，朝鲜半岛乱得一塌糊涂。
站在百济的立场，找外援，群殴新罗，不但保住了国家，还孤立了对手，确实很划算。因为高句丽和日本都比它能打，有这俩帮手在，自己就能置身事外，只要煽风点火就行了。但从长远看，百济是短视的：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你找来帮手群殴新罗，怎么就不想想唐朝会怎么想？高句丽和日本那是好惹的吗？请他们来帮忙，就等于引狼入室——高句丽想统一朝鲜半岛想了几百年了，日本也正愁找不到机会重新染指半岛。
百济也是没办法，不找人帮忙吧，干不过新罗；找人帮忙吧，又是与虎谋皮。为了保住国家，只能试一把了。百济找帮手本没有错，问题是，它把这事儿闹得太大了——你干吗非找两家，只找一家不行吗？干吗非摆出要灭新罗的架势，教训教训它然后撤兵不行吗？你把新罗逼急了，新罗也跟你玩命；新罗玩不过你们仨，可还有唐朝啊……
不过，百济王扶余义慈和新罗武烈王金春秋都明白一个道理，唇亡齿寒——两家经常打架那没问题，但想要灭亡对方，就必须借助高句丽的力量；一旦联合高句丽把对方给灭了，那么高句丽下一个要收拾的，就是自己。
所以，新罗和百济都只是想利用高句丽来牵制对方，保全自己，让半岛维持鼎立之势，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在唐朝和高句丽之间挑事儿，让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互掐，让他们互相削弱去，最好像隋炀帝杨广在位时那样打得昏天黑地、两败俱伤，那才是百济和新罗最希望看到的。两个最强的削弱了，他们就能寻找机会慢慢扩张；就算扩张不了，维持现状，过过小日子也不错。
新罗的崛起严重威胁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霸主地位，所以高句丽与百济一拍即合，很快就出兵南下，攻下了新罗几十座城池。面对高句丽和百济的两面夹击，新罗扛不住了，为了生存，为了实现统一半岛的大业（前提是保命），他们只能求助于唐朝，利用唐朝与高句丽的矛盾，把这个庞然大物也拖入半岛纷争中。那么，新罗能够顺利地把唐朝拖下水吗？
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新罗做得相当出色。
首先，新罗是东北亚各政权中对唐朝最为恭敬、最恪守“君臣”之道的，让唐朝觉得这个既不接壤，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小国”才是大唐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最为忠诚可靠的盟友，而新罗也必须依靠唐朝才能存在下去。
其次，新罗让唐朝觉得，高句丽和百济的行为不但威胁到了新罗的存亡，也严重妨碍了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威信和利益。因为高句丽要消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罗，而是要先统一半岛，然后再北上与大唐争雄，事实也是如此。
最后，新罗充分调动和利用了中原王朝自古以来“王道正统，四夷归化”的心理，让唐朝在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责任感、使命感中以主人翁的姿态介入半岛争端。
所以，当盖苏文发动政变夺取高句丽大权后，新罗武烈王金春秋第一个跳出来向唐朝求救，说高句丽和百济联手想要灭亡新罗。新罗的这次外交行动，可谓寓攻于守——首先，新罗的确感受到了高句丽和百济的巨大压力，需要唐军的援助；其次，新罗求援的时候正好是盖苏文发动政变后不久，也就等于告诉唐朝，现在是向高句丽用兵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充分利用了唐朝和高句丽的矛盾。
新罗几代君王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战略需要、利益驱使、道义使然的多重作用下，唐朝终于大义凛然地扮演起了新罗最锋利的一把刀。
金春秋和金法敏父子是新罗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位君王：金春秋的一生几乎都在征战中度过，最大的功绩便是与唐军联手攻灭百济，因此被追封为武烈王。金法敏年轻时随金春秋、金庾信等人南征北战，积累了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即位后却要面对声势浩大的百济复国运动和唐朝、日本两大势力介入朝鲜半岛南部的复杂局面。
也就是说，金法敏不但要像父亲一样领军与百济复国军、高句丽军、日军作战，还要在唐朝、高句丽、日本、百济复国军、百济傀儡政府之间进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本国的利益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
如果说高句丽好太王与北魏道武帝拓跋在性格和经历上都惊人地相似，那么金法敏与唐高宗李治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在长达数年的镇压百济复国运动的时间里，金法敏纵横捭阖、适时出兵，与唐军联手消灭了百济复国军和入侵半岛南部的日军，让新罗最大限度地从战争中获益。
在几年的合作过程中，唐朝君臣也逐渐看出了新罗这个“忠实”盟友的野心与实力。新罗想借助唐朝的力量吞并百济、对抗高句丽的心思也已昭然若揭。让新罗吐出已经占领的百济故土是不可能的，想用大国姿态威逼新罗屈服，理由似乎也不那么充分。
于是，唐朝就想通过外交手段来寻找缓和半岛局势的新途径。
刘仁愿和刘仁轨
唐朝在百济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主要系于两人之手，一个是留守的唐军主将刘仁愿，另一个是留守唐军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刘仁轨。
白江口之战前，刘仁轨的官职只是一个五品上下的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相当于一个副职；刘仁愿的官职则是四品的百济都护，即独当一面的“百济镇将”。王文度去世后，刘仁愿还兼任了一段时间的熊津都督，是唐朝在百济故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刘仁愿和孙仁师率远征军回国后，熊津都督一职由百济王族扶余隆接任。扶余隆虽然顶着都督的名，但因为十分害怕新罗人的报复，实际上只是短暂地挂了个虚职，没有真正赴任。所以，从663年十一月刘仁愿和孙仁师班师回国，到次年十月刘仁轨上书高宗李治期间，熊津都督府的大小事务都是由代理长官刘仁轨来处置的。
在洛阳，高宗李治通令嘉奖了在百济征战多年的远征军。刘仁愿进行述职汇报时，高宗李治还夸他的奏章写得好，意思是说，刘仁愿身为武将，居然能有这般好文采，实在是难得。
刘仁愿是个厚道人，他没有拿“是啊是啊，这些奏章都是臣很用心写的”、“臣在征战之余日日手不释卷”这些话来糊弄皇帝，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老老实实地说，这些奏章都不是他写的，而是刘仁轨代笔的，他写不了这么好的文章。
高宗李治见刘仁愿不居功，还能举荐人才，非常高兴，不但通报表扬（精神奖励）了刘仁愿，还当场任命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副职转正）和熊津都督，并赏了他长安城中大宅一套、奖金若干（物质奖励）。刘仁轨因刘仁愿的举荐而成为大唐第四任熊津都督（前三任分别是王文度、刘仁愿、扶余隆）。
从四任熊津都督的任命上也能看出唐朝在百济政策上的变化：苏定方撤军后，高宗李治委派颇具政治才干的王文度出任首任都督，意在安顿百济，可惜王文度还未正式上任便离奇死去；王文度死后，百济复国运动如火如荼，李治不得不起用武将出身的刘仁愿继任熊津都督，为的是与新罗联合镇压百济复国军；百济复国运动平定后，唐朝、百济、新罗进入了外交“分赃”阶段，所以李治命百济王族扶余隆接任熊津都督，意在安抚百济军民，尽快建立起亲唐的百济傀儡政权；为了防止百济旧有王族势力坐大，再加上扶余隆胆小，李治便答应扶余隆回国的要求，改由有勇有谋的刘仁轨接任，继续执行安抚百济的既定方略。
刘仁轨因刘仁愿的举荐平步青云，刘仁愿却因刘仁轨而陷入了巨大的危机。由于刘仁愿没有按照李义府的要求干掉刘仁轨，所以李义府决定干掉刘仁愿，给朝中那些不听自己话的人一个警告。不过此时的李义府正被贬在外，可他仍利用在朝廷中的党羽给刘仁愿罗织了一道罪名——拥兵自重、居心叵测。
这个罪名听起来荒唐，但对于统兵在外的武将来说却是致命的——只要背上这个罪名，轻则闲置，重则被杀，几乎没有能幸免的。因此，在听说有人以这个罪名来诽谤自己后，刘仁愿是又气又冤，连自杀的心都有了——我辛辛苦苦地在外打仗，朝廷里的小人却栽赃诬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所幸，高宗李治的脑子很清楚——刘仁愿要是想割据，那还傻乎乎地跑回来干什么？所以他不仅没有处罚刘仁愿，还决定再次把刘仁愿派到百济去，让他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
刘仁愿算是躲过一劫。
一年后，当刘仁愿再次率领一支新的部队来到百济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刘仁愿回国后，主持百济军政的刘仁轨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驻守在百济的唐军产生了严重的厌战情绪，从上到下都迫切希望回国与家人团聚，士气下跌，战斗力下降。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驻守在百济的唐军普遍已经超过了服役年限，最久的甚至待了三四年（苏定方撤走后随刘仁愿驻守百济的一万人中的幸存者），不满朝廷无限期地让他们滞留在异国他乡；
二是因为府兵制已经不能满足唐军对外征战的需要，募兵不满军功赏赐减少，而强征或是被有钱人家出钱雇来从军的士兵更是人心思归。
因此，刘仁轨上奏朝廷，希望能够派一支军队来轮换驻防。高宗李治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才让刘仁愿率领一支新的部队与刘仁轨换防。李治让刘仁愿回百济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换防，代替刘仁轨镇守百济；二是以唐朝的名义邀请大唐第三任熊津都督、百济傀儡政府首脑扶余隆与新罗会盟。
刘仁愿带着生力军来到百济后，刘仁轨反而不想走了。他认为百济故地刚刚平定，百济人对大唐仍然心存顾虑，如果在人心未定之时把老兵全都换走，新来的士兵不熟悉当地情况，再加上语言不通，很可能会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他建议朝廷让老兵再多待几个月，一方面让老兵带着新兵熟悉百济状况，另一方面等秋收过后，驻军有了充足的粮食，再让老兵回国不迟。
这时，一向团结合作、信任有加的二刘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刘仁愿觉得自己是百济的最高军事长官，如果让新老两支军队同时留在百济，岂不是坐实了“拥兵自重”的罪名？因此坚决反对老兵留下。他的反对也得到了大多数老兵的支持。
刘仁轨说服不了刘仁愿，只好给皇帝写信，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很快，高宗李治就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让老兵继续留在百济稳定局势、提带新兵。同时，高宗李治对二刘的看法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刘仁愿坚持撤回老兵，那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躲避政敌的攻击，是因私废公；而刘仁轨则能够从大局出发，放弃回国升职的机会，提出合理的建议，继续留在百济，是因公忘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