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执法出重拳
与其绩优，不如垃圾
随着上市公司的不断扩大，亏损公司数量也从几家、十几家发展到上百家。甚至出现了一些巨亏公司，比如深市的白云山，1998年年报爆出一年亏8.19亿的“天价”。让这种资不抵债又没法靠重组获取新生的公司继续留在市场上，只能成为害群之马，退市通道在中国股市里再不开启的话，股市将成为一潭死水。
任何一个市场都应该具备优胜劣汰机制，否则不能成为市场，比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有简单的“1美元规则”，即只要股价在1美元以下连续停留30天，就要被摘牌。要是我们的股市也能把7元人民币以下的股票统统清理出场，那水清鱼自美，市场生态会好许多。可我们的市场不知为啥就是不“劣汰”。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或有违法行为，以及最近3年连续亏损的，将暂停上市。股市管理层虽然早在1997年就把退市问题提了出来，可权衡再三，还是对亏损公司先后采取了“特别处理”和“特别转让”两种措施，即戴上“ST”和“PT”帽子。
继1998年“辽物资”成为第一家被特别处理的“ST”公司之后，1999年为“PT”股票提供合法流通渠道：“特别转让服务”。这样一来，一些本该摘牌的公司又以“PT”的形式存在下来，并继续被不怕风险者狂炒着。令人担忧的是，“ST”、“PT”的队伍不断壮大。2000年沪深两市的“PT”公司已经增至9家，其中沪市7家，深市2家；而“ST”公司达49家，其中沪市19家，深市30家。这些“ST”和“PT”公司前景着实令人沮丧，就拿“ST”公司来说，2000年中期平均每股亏损0.113元，平均每股净资产仅为0.508元，其中有6家净资产为负数。虽然2000年有18家公司摘帽，占1999年“ST”公司的36%，可新“加盟”的更多，达24家。
股市是优秀企业筹集资金的场所，绝不是亏损公司的拯救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其入市规则中开宗明义地宣称：入我门者，必世界一流企业。这些一流的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赢利能力更上一层楼，其中产生了一大批跻身全球500强的大公司，像通用汽车公司总资产达2700亿美元，一年的销售收入高达1600多亿美元。
难道我们的股市是亏损公司的“乐园”？是的。在新世纪之前是这样。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末，必须承担起国企三年解困的目标，不仅亏损公司不能退市，还得让其重组、圈钱、解困，“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重组。”所以那个年代的股市大刮重组风，当然也成了亏损公司的“乐园”。但新世纪应该有新景象，重组风刮过，能解困的公司也解困了，那些不能解困的，都属于“力不能高飞逐走蓬”的烂公司，这些公司太多，长期投资的理念就不能形成，新世纪的股市将陷于泥潭。
重组过了，亏损公司可以退市了，可在二板市场尚未开设之前，股民们仍然狂炒“亏损概念股”，“此风几时休，此爱何时已。”亏损飞上天的景象恐怕是中国股市的一大奇观。第一拨4只PT股，自1999年7月9日开始交易的头9个交易日，共计有17个涨停板。PT振新（前身为苏三山），在1999年9月9日到9月15日共5个交易日，涨幅达到15.32%，居深市涨幅第4位。面对这种“与其绩优，不如垃圾”的局面，管理层受不了了，他们发布新的交易规则，于2000年6月23日起，PT股票限涨不限跌。谁知几周后，现有的8只PT股票时不时玩涨停。怪谁呢？连郑百文这样的公司尚能存活，股市里还会有死掉的百足之虫吗？当时有一篇署名何晓晴的文章，在叙述ST和PT时道：“我亏损，我光荣。小亏损，小光荣；大亏损，大光荣；亏得资不抵债，最光荣！”自银广夏和蓝田股份这类绩优股中的典范公司瞬间变为造假明星之后，股民们喊出“与其被骗，不如垃圾”的口号。
一些炒“垃圾”的股民，应该可以看出管理层对此???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是不可忍，孰可忍”转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2001年2月，中国证监会终于忍无可忍了，紧急出台《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对连续3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就暂停上市、恢复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条件、法律程序、信息披露、处理权限等事宜作了详细规定，这为退市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政策环境，标志着证券市场的退市通道正式开启。
得杀只鸡给猴们看，可谁是那只被杀的“鸡”呢？被证监会选中的是沪市的PT水仙。2001年4月22日上交所公告，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延长暂停上市期限的报告》已被否决，这意味着PT水仙将成为我国第一家因连年亏损而依法退市的上市公司。
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为上海洗衣机总厂，创建于1980年。1992年5月开始股份制改造，1993年1月6日在上交所挂牌，1994年11月10日公司B股也在沪市挂牌。公司一度辉煌过，其生产的水仙牌洗衣机曾是上海电器业的骄傲。可从1995年起，公司效益大幅度滑坡，1997年首次亏损达6600多万元，1998年又亏损6300多万元，1999年亏损伤口大幅撕裂，亏损高达1.9亿元，于1999年的“五四”青年节戴上了“ST”帽子。2000年中期再亏5300多万元，并全年告预亏，于是在2000年5月12日急切地把“ST”帽子换成了“PT”。
公司也曾谋求过资产重组，可2001年3月19日公司董事会宣布，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纳赛斯投资发展中心、第二大股东上海新工联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同步电子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动终止，这意味着重组失败。随着该项股权转让自动终止，连续4年亏损的水仙公司将不得不进入退市程序，几个月来有关法人股转让的重组希望破灭了。
2001年4月23日，PT水仙在沪市消失了。为此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说，由于PT水仙已连续4年亏损，且未能就近期扭亏为盈作出具体安排并提出有效措施，其申请宽限期未获上交所批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已经决定终止其上市。
与此同时，深市也抓了一只“鸡”祭刀。2001年6月18日，深市的PT粤金曼也黯然退市。
2002年1月8日，九州集团首次预警，公司已连续两年亏损，2001年续亏，公司将在2001年年度报告公布后暂停上市。消息出来前一日，其股票就已跌停，消息一出，九州股票再次跌停，随后连续10个跌停，到1月30日，股价已跌到1.44元。1月10日，第二家预警公司银山化工发布可能退市公告，在公告前后，股价连续18个跌停，到1月23日，跌到最低价3.15元。此后有ST宏业、ST东北电、ST海洋、ST北特钢、ST幸福、ST鞍一工等先后发布退市预警。风险来了，ST公司一窝蜂地向退市通道涌去。
退市通道的开启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股市优胜劣汰机制的真正确定，也意味着越亏越炒的投机观念在股市里开始“退市”。随着PT水仙和PT粤金曼的黯然消泯，PT农商社、PT网点、PT红光、PT中浩等一些重亏公司纷纷递交《关于申请延长暂停上市期限的报告》。股市的监管力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退市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上市公司的头顶。
“管理层动真格的了。”退市通道的打开，让股民意识到股市的监管风暴到来了。
“达摩克利斯之剑”
同窗为朋，同志为友。在股市里大家均为利而来，志向相同，都是“股民同志”。但要成为“朋”，可不是一般股民做得到的。“朋”就是“朋党”，用股市的术语来说就是“关联交易”。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有420家上市公司发生了关联交易，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5%左右，金额达650多亿元，其中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间的交易量占关联交易额的50%以上。关联交易被企业称为“正常经营行为”，“正常”的理由就是数量多。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满街老鼠，人人逃窜。关联交易这种“正常经营行为”一多，就使股价“不正常”地上蹿下跳，部分上市公司把关联交易作为操纵利润的手段。
2001年9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我们证券市场上存在“黑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地下私募基金是“黑庄”的主力，他们可以调动近百亿的资金，而一些证券公司违规代客理财，助长了“黑庄”的气焰，加上上市公司资金回流和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也壮大了“黑庄”的实力。
其实不要说“黑庄”，就是堂堂正正的证券公司，也有操纵股价的行为。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去年（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方式，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造成上述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作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瞧瞧，最有影响力的券商尚且如此，“黑庄”会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市场各方人士纷纷揭示股市存在的严重问题时，一场市场监管风暴降临了，一场股市保卫战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首先是律师所说的“没人会为关联交易坐牢”的时代结束。据2001年8月2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周刊报道，涉嫌亿安科技操纵案的亿安集团大部分高层领导已被监视居处，而几名直接参与炒作的操盘手作为犯罪嫌疑人遭逮捕，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在6月底就畏罪潜逃了。亿安集团在广州总部的大部分员工辞职，所有业务均已停歇。亿安集团有16人被广州市公安局经济侦察处要求配合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调查，而被监视居处的亿安集团高层人士包括原美的集团总会计师、亿安集团副总经理李鸿清和跟随罗成长达十几年的亿安集团创始人、公司副总经理王建。被逮捕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年仅20岁，“是公司内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开刀亿安集团可说是股市保卫战打响的第一枪，“刑不上大夫”的好日子没了。紧随着是对银广夏、郑百文公司及其审计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进行重罚，并拘捕主要责任人。在短短一个月内，证监会查处40起上市公司证券违规案件，张家界、美尔雅、三九医药、麦科特、黎明股份、华纺股份、东方电子、圣方科技、辽河金马、联通国脉、长春长铃等一系列违规事件被曝光和处罚；对华泰武汉证券、黑龙江国投、青海证券、中经开、中科信、国信证券等公司及主要责任人的违规违法进行处罚。
同时，上市公司治理大会在北京举行，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证监会就《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指出，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素质的核心是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夯实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史美伦副主席阐述了上市公司治理目标：所有股东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公司的管理层为公司而非控股股东的利益服务；适当的内控机制，权力与责任相互制约并达到平衡；遵守法律，及时、充分地向市场披露重要信息。为了配合上市公司的治理，证监会要求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2003年6月之前至少拥有1/3的独立董事；在5年之内，证监会将发展一大批独立董事，并期望他们在3～5年内于公司治理方面产生良好的影响。
高悬于市场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犹犹豫豫地落了下来。或许监管风暴来得晚了些，来得过于猛烈了些，可对于股市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场久旱之后的甘霖，是一种久盼之后的希望。
铁娘子的呐喊
到了2001年，股民们忽然发现挥舞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是一位不太熟悉内地情形的女性。2001年2月13日正当股市狂热时，中国证监会任命香港的史美伦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往证监会也聘任过香港的梁定邦和吴伟聪，二人曾担任过香港证监会主席和副主席，不过内地证监会聘请他们，都是虚职，给个顾问之类的头衔。这次不同了，把史美伦从香港证监会副主席的位置上请到内地来，给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务院任命的副部级干部位子。反正她对内地不熟悉，没啥人情关系，让她举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狠狠砍杀一番。
史美伦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的儿媳，查济民祖籍在浙江海宁，是香港中国染厂主席和名力集团的主席，还是兴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史美伦出生于上海，1998年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年薪高达500万港币，被视为香港的“打工女皇”。她在香港证券界素有监管严厉之名声，人称香港证券业的“铁娘子”。
很显然，在股民们看来，让史美伦来负责内地市场的监管，说明要进一步对混乱的证券市场“收骨头”。2001年2月底，史美伦放弃了美国护照，到中国内地来进行市场监管了。对于??同事们高得多的年薪，她没有拿，只拿了与其他证监会副主席相同的工资，余下的部分设立了“史美伦培训基金”，专门用于资助内地证监会官员和中国财经记者学习国际先进的理念。无私的史美伦果然给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带来许多新的东西，她刚正不阿，工作勤奋。“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今有巾帼铁娘子，一声执法惊市场。在监管工作座谈会上，她大声疾呼：“执法，执法，再执法！”这无疑成了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主基调。
史美伦提出，要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中心，完善“事前问责、依法披露和事后追究”的监管制度。她的监管理念，应该可以结束内地事前不问、披露不及时、事后追究不严的混乱局面。同时她还提出要加大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从严、从快、从重查处造假行为；并且她强调中介机构的尽职尽责，培育和发展市场的自我约束功能等。理念是理念，在内地市场实现却有困难，史美伦的一些做法，令内地的监管层反而有些“水土不服”。
2001年8月，上市公司三九药业有巨额资金被三九集团及关联方挪用。按证监会有些人的做法，这得和三九集团的党务主管方中央大企业工委打个招呼，因为三九集团可是国企的一面旗帜。但史美伦不管这一套，一锤定音：彻查三九集团。当即把三九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赵新先“押解”到北京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