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朱元璋在整顿吏治方面是动了脑筋、下了苦心、使了手段的，后来“剥皮实草”的血腥办法都用上了，但是贪官就是斩不尽杀不绝，后浪推前浪，层出不穷。抛开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导致的特权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儒家认为人不是平等的，有上智和下愚、君子与小人、劳心和劳力、贤与不肖、君臣士民等等级之分；圣贤是有权教化百姓的，而能够得到圣贤的教化，那简直是你老百姓积了大德，捡了大便宜，是一件比买彩票中了五百万还值得高兴的好事，因为聆听圣贤的教化可以长知识增见识，可以不断提升和完善我们老百姓的人性。
但是有人不服气了：你还真以为我们老百姓是弱智啊？你说谁是圣贤谁就是啊？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圣贤呢！为什么不听我给你讲讲大道理呢？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对儒家的“天赋圣权”的观点提出了最强烈抗议，谁呀？就是墨家。墨家提倡“爱无差等”，类似于我们今天高喊的“自由平等”的口号。
的确，在圣贤的标准问题上，儒家确实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从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之后，有些朝代的统治者也为这个问题发过愁：没有标准，我哪知道谁是圣贤啊？我打着谁的旗号来教化老百姓啊？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有标准要上，没有标准创造标准也要上！怎么创造呢？当然是统治者说了算，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怎样对统治者有利就怎么创造。按照他们创造出来的标准确定的圣贤，代表的当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你不服气吗？那就把你的拳头伸出来和统治者比一下大小吧，比不过？那就别整些没用的了，乖乖接受教化吧。
直到今天，教化百姓的观念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比如单位开会，基本上都是以虚心接受领导的指示为主要内容，虽然很多人在会上一直都处于昏睡状态，虽然领导的讲话本来就是一锅糊涂粥，但最后与会者都会一致表示：通过聆听领导的指示，我们深受启发，明确了目的，认清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水平，职位高的人具有教化权和话语权，位置低的只剩下被动接受教化权和拍马屁权。当然，这种观念还是起到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作用，是等级制度社会的最优选择之一。
中国老百姓历来都是假装弱智的弱势群体，只有逆来顺受、被动接受教化的份儿。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甘当受虐狂，总被人当弱智养活着，心里憋屈着呢，想找个发泄渠道，怎么办呢？到“出气公司”里狂砸一通行吗？不行，砸完了还不是你自己掏银子包赔损失，还不如回家折腾。俗话说“熊汉窝里横”，在外面受气，回家得抖抖威风，就打老婆揍孩子，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猫上房。梁漱溟说过：“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恭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擅之‘吃亏哲学’，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这就是一种制度及相应的文化对社会成员个体性格塑造及其生存状态的长远影响。
第三十句 臣伏戎羌
臣，形状像一只竖立的眼睛，是对一个低眉顺眼的人的眼部特写，表示俯首屈从之意。最初“臣”是对男性奴隶的称谓，那么对女性奴隶怎么称呼呢？称“妾”。慢慢这两个字的意思都发生了变化，“臣”主要用来指官吏或国君所统属的民众。《说文》中说：“臣，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在做动词时是役使、让某人乖乖听话之意。
臣服，意思是屈服称臣，接受统治。
有细心的读者发现问题了：这句的原文里明明是“臣伏”，你怎么说起“臣服”呢？——干吗那么认真呢？装没看见过去算了。
伏，表示人像狗那样趴着。《释名》中说：“伏，覆也。”就是把身体覆盖在别的东西上。《汉书·五行志》中说：“雌鸡伏子。”说的是母鸡趴在鸡蛋上抱窝。《礼记》中教导我们说：“寝毋伏。”就是说别趴着睡觉，既不舒服，又不雅观，除非你想抱窝。“伏”在表示顺从、承认罪行或失败的时候，与“服”是通用的，所以我前面解释的“臣服”实际上和“臣伏”没有本质区别。
戎，古代兵器的总称，弓、殳、矛、戈、戟是古代的“五戎”，所以一说戎，就跟军队或战争有关，但是在这句里指的是古时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当然也和战争有关，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经常掐架，有时候轻轻掐，有时候往死里掐。
羌，从字形上理解，就是指一个放羊的人，指古代西部的羌族。《说文》中说羌是“西戎牧羊人也。”
“戎羌”联用，借指周边的少数民族，古时也称“四夷”。
这句的意思是：四方各族人民都对周朝的统治十分服气和向往，哭着喊着来归附。
看来当时的周王朝有点像今天的美国，大家挤破脑袋想去，但是相比之下周朝人的心胸可比美国人宽广多了，不用办护照不用签证不用面谈，更不关心你是否有移民倾向，只要你想来，一律欢迎，热烈欢迎！
·伏波真汉子·
“戎羌”指的是周边少数民族，也就是“四夷”。“四夷”的说法，源于古代划分疆域的“五服之制”（这个我们在下下句“率宾归王”中还要细说）。后来“四夷”又各有专名，就是《礼记·曲礼》中说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每个方位的少数民族又有许多部落，各有多少个部落呢？《尔雅》中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当然，这都是概数，只是为了表明少数民族部落有很多而已。
中原汉族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一直贯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开疆拓土的朝代，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战争不断。有时候少数民族会不服中央政权的统治，掀起点风浪，中央政权就要派人去“降伏波涛，平叛靖乱”，“伏波将军”这一封号就此产生。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吕嘉叛乱，武帝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十万人去平定叛乱，汉朝在南越地区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个郡（后三个郡现在已经是越南的地盘了）。路博德成为第一位伏波将军。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的徵侧姐妹造反，自立为王。第二年，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发兵南征。这样，马援成为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伏波将军。
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其祖先是东周时期赵国的赵奢。马援的祖先姓赵，奇怪吧？其实并不奇怪：赵奢被赵惠文王封为马服君，其子孙以马为姓氏，三国时期的马腾马超父子就是马援的后代。
马援是一位对付少数民族部落的天才。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郡守，以抵御反叛多年的羌族部落。刚一上任，马援便在临洮击败先零羌部落，八千多羌人投降。随后，马援又以少胜多，深入敌后，大获全胜。在这次战斗中，马援的腿肚子被飞箭射穿。光武帝听说后十分心疼，派人赏给马援牛羊数千头，说你多吃点烤羊腿牛蹄筋好好补补吧。马援把皇帝的赏赐都分给了部下，一根毛都没留。
两场大胜仗震慑了羌人的嚣张气焰，马援随后开始实施安民策略，招募羌人归顺，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羌人不服气。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参狼羌与塞外羌族部落联合，发动叛乱，他们抢先占据了山头高地。马援率军赶到，一看地势不利，就没有强攻，而是控制了羌人的水源和草地，然后在山下悠闲地晒太阳。羌人水草断绝，撑了几天之后就撑不下去了，几十万户集体逃往塞外，跑不动的一万多人投降。从此，陇右羌患基本平息。
马援对付敌人总有很独特的战术。《东观汉记》中记载：“马援击浔阳山贼，上书曰：‘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然虮虱无所复依。’书奏，上大悦，出尚书。尽数日，敕黄门取《头虱章》持入，因出，小黄门头有虱者皆剃之。”意思是说：马援围剿浔阳（今湖北广济东北）的山贼时向皇上提出一个计策：把山林都砍掉，山贼好比小孩头上的虱子，剃一个秃瓢儿，虱子往哪儿藏？汉光武帝看后很高兴，来了个活学活用，命令宫中侍从，但凡头上有虱子的，一律剃成了光头。马援的计策不错，但是现在看来，这样做属于乱砍滥伐，破坏环境。
光武帝派马援南征交趾，看重的就是他这些对付蛮夷部族的经验。交趾叛乱的起因比较复杂，直接原因是汉朝派到交趾的太守苏定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位老兄觉得自己是中央政府派来的，十分神气，本来汉朝要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乱用汉朝律法，但苏定就要用汉律办事。徵侧是交趾贵族出身，虽是女流，但生性强悍，勇猛不羁，属于泼妇型的，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汉律，苏定要法办她，徵侧藏起来了，苏定把她老公给逮住杀了。老公被杀，老婆徵侧和小姨子徵贰不干了，举兵造反，公开与汉朝决裂。
从地图上看，从陆路去越南不算太远，但当时陆路还没开通，只能渡海过去。这种状况一直到唐朝也没有得到改善，否则“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去交趾看他老爹也就不用渡海了，更不会因为掉到海里导致惊悸而死了。
马援率军绕了一个大圈，渡海到达交趾，一战就将叛军主力击溃，徵侧姐妹只好将余众化整为零，躲入深山老林打游击。一千九百多年后，越南人学习老祖宗徵侧姐妹的宝贵经验，和美国大兵玩起了游击战。这两次游击战都是比较成功的，但结果却截然相反：马援的部队虽然损失比较大，但是笑到了最后，只用了两年时间彻底消灭了游击队；而拥有先进武器的美国人则打了十年越战，最后还是没打赢，只好灰溜溜撤退。
那么马援靠什么取胜的呢？两个字：怀柔。汉军只打那些坚决不投降的顽固分子，而且从来不烧杀掠夺，反而帮助当地人盖房修屋，同时废除汉法，恢复旧制。怀柔政策很快削弱了游击战的群众基础，两年后徵侧姐妹彻底失败，她们的结局说法不一。《后汉书》上说马援把她们斩首了，有的书中则说徵侧中了汉军的埋伏被乱箭射死，民间还传说徵侧是被刺客刺死的。
消灭了游击队，马援继续南进，把汉朝的版图向南拓展了许多。他在新边界上立了两根铜柱，上面刻着“铜柱绝，交趾灭”六个字。当地的土著怀念徵侧姐妹，但是慑于马援神威，没人敢搞破坏，后来有些人在路过铜柱时会偷偷捡一块石头扔过去，时间长了，铜柱就被石头埋住了。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马援率部凯旋回京，汉光武帝刘秀赐兵车一辆，让他上朝与九卿同列。马援还给皇帝带了个礼物回来：一个用缴获的铜鼓铸成的骏马模型。马援好骑马，也善于鉴马，简直就是伯乐再世。他老祖宗赵奢的封号“马服君”，实际上就是“能让马服服帖帖的人”，这个特长遗传给了马援。皇帝命人把铜马放在宣德殿下，作为好马的标准。
马援从交趾回来，还没到京师，就对前来迎接的朋友孟冀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于是，“马革裹尸”这个成语就诞生了。
马援可不是光说漂亮话的主儿，他刚回来不久，京城附近就遭到匈奴、乌桓的进犯，马援请命出征，汉光武帝为了表彰他不辞辛苦一心为国的高尚品质，命令百官都去送行。马援屯兵襄国（今河北邢台），然后率兵四处巡逻，乌桓军队发现汉军到来，赶紧跑了，害得马援没仗可打，着实郁闷。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方武陵蛮夷暴动。这时的马援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他还是请命南征。第二年春，马援大败蛮兵，蛮兵只好逃入竹林中。马援本着兵贵神速的原则，坚持走险路进攻，由于天气酷热，好多士兵得传染病而死，马援也身患重病，部队陷入困境。这时副将耿舒通过其兄长向皇帝反映情况，说马援不听劝说，选择了错误的进军路线，光武帝派虎贲中郎将梁松去责问马援。
这个梁松，是马援的死对头。两个人的梁子是怎么结下的呢？马援当年南征交趾，曾给晚辈写过一封信，有人利用这封信大作文章，告到皇上那里，梁松因此受到牵连。还有一次，马援生病，梁松去看望，在床边向马援行礼，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问其原因，马援说：“我和梁松他爹是朋友，梁松虽然当了大官，也不能乱了长幼之序啊！”梁松因此更加怨恨马援。
梁松带着皇帝的旨意到达前线之时，马援已病死，但梁松还是上书诬陷马援。从这点来看，梁松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光武帝大怒，收回马援爵位。这时有人上书说马援南征交趾时曾搜刮了一车珍珠运回，光武帝更加愤怒。马援的家人不知怎么回事，也不敢找皇帝问，只好将马援草草葬于城西，然后全家人上朝请罪，这才从皇上那儿知道了原因。其实，马援从交趾运回来的那一车东西，是当地产的薏米，用来除瘴气的。马援夫人先后六次上书申诉，光武帝这才命令重新安葬马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