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政策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刺激政策还应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业分红，这两条对拉动普通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最近一些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总体来说呈缩减趋势。”2008年11月10日，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在北京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这样评价中国的财政扩张政策。
麦金农认为，一个中美双方都将获益的方案是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6.8的水平。麦金农向记者解释，他并不是说6.8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而是说应该维持兑美元的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而维持现行兑美元汇率是最可行的。“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是财政扩张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财政扩张的效果才会在中国国内显现。”
麦金农在当代金融发展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应用于本国金融改革实践中。同时，他还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自1965年起就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政策的专业咨询。中国金融改革思路，也有一些巧妙之处得益于他的理论。
4万亿财政支出正当时
记者：在您近期的言论中，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重要的一点。不过，现在这似乎已经从纸面变成了现实。
麦金农：其实这是我此行期望达到的一个收获。结果，在上周日的时候，这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10项措施，总共4万亿人民币，这比我想象的开支幅度要大。
记者：您此前想象的财政支出大约有多大？
麦金农：可能也就5000亿吧。我想4万亿确实非常令人振奋。
记者：怎样评价4万亿财政支出的效果？
麦金农：这将有助于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为减缓全球衰退提供强大的反周期措施；第二，降低中国的贸易盈余。
当然，我认为仅靠政府财政支出也许还不够。事实上，我为中国如何应对这次危机以及改变巨额贸易盈余提出了五点对策，财政支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五点对策包括：第一，减税政策，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第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第三，提高企业分红；第四，巨额政府支出；第五，继续下调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五点对策中，有一些已经成为现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4万亿的巨额财政刺激政策。减税也通过增值税转型的方式为企业节省了税收，尽管幅度不如预期那样引人注目，而且没有涉及个人所得税——后者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增值税转型不仅在数量上起到减税的效果，还为企业减少了其他负担，并能刺激相关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可以在长时间内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7%，也许继续下调是在预期当中的。
记者：您认为，现在做的还有哪些不足？
麦金农：我想强调的是，我的五点对策中的两条——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业分红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两条措施对拉动普通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公平性也会更加关注。最近一些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总体来说呈缩减趋势，一个标志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与GDP的比重在下降。我希望看到，未来出台的政策中能更多地涉及提高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
记者：这种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是否会重新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尚未完全走出通货膨胀的阴影。
麦金农：我注意到10月份通货膨胀率仍然是4%。但是，下降的趋势也非常明显。我认为，通货膨胀在危机的背景下将不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复制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
记者：在中国国内，有人将刚刚出台的4万亿财政支出方案的计划与10年前的那次财政刺激政策相提并论。您认为，能否这样进行类比？
麦金农：在1998年春天的时候，朱镕基宣布了1亿人民币财政扩张的政策，那时候人民币汇率是固定的。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有效。这需要居民消费增加，也需要企业的投资。如果企业停止投资，贸易盈余会更大，因此我们还需要消费和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长。
当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东南亚国家和韩国都实行了货币贬值，这给了中国很大的贬值压力，而当时中国国内也有很强的建议人民币贬值的声音。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而是自己内部进行扩张。1998年，朱镕基宣布了财政扩张政策，总额大约1万亿人民币。当时的中国财政部通过发国债的形式来推行政策。而国家开发银行那时候作为一个重要政策工具来具体实施财政的扩张。长达4年（1998～2002）的财政扩张政策引导中国成功地走出了那次危机，也使得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快速地复苏。现在，我认为中国需要复制当年朱镕基的做法。我将其称为“朱镕基第二”的财政政策。
记者：中国国内也有人这样说。从这两次财政政策出台的时机来看，可否做一个比较？现在的财政刺激方案是否在一个更好的条件下实行？
麦金农：现在的情况和当年朱镕基推行政策的时候相比，应该说时机更好了，条件好了很多。第一，虽说4万亿比当年的1万亿多了3倍，但是现在GDP更多了，而且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更高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要比10年前多很多。因此，现在拿出4万亿其实比当年拿出1万亿还要容易很多。第二，中国的金融机构比10年前更健康了。1997年，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据估计在40%甚至更高，而2007年只有6%。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坏账在大幅度减少。第三，中国的国有企业状况更好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年前的时候国有企业还是整体亏损的，亏损额甚至占到了GDP的0.5%以上，当时在财政扩张的同时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现在这一块是盈利的，2007年占GDP的4.3%。
以上讲的都是国内方面。从国际方面，情况也比10年前更有利于中国实行扩张政策。10年前中国还缺乏海外扩张的机会，而这种扩张机会已经突显出来。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根据标准的贸易方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等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如果两个国家要进行贸易调整，必须是一方吸收能力增加而另外一方收缩。现在美方的收缩正在发生，因为房价大幅下挫，而中国这边则有意扩张——中国现在企业信心很低落，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也应该进行扩张。除了利益以外，扩张也是中国的责任。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大问题，而中国是全球化很有力的成员，我们需要通过财政刺激来发挥中国的作用。
记者：扩张性财政政策依托良好的金融条件。怎样评价中国自1994年金融改革以来走过的历程？您将这一举措描述为“转折点”。
麦金农：现在中国的金融条件能够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这与十几年前完全不同。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992年，那时候大家都很悲观。因为国有企业在亏损，政府向亏损的金融企业贷款，最后形成不良资产。中央一级的税收情况很差。那时候，很多美国的观察家都不相信中国能够持续发展。
1994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决定金融和财政改革。在贸易政策方面，实现了项目的可兑换，在进口和出口方面也都更加灵活。在汇率方面，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来兑美元汇率稳定在8.27左右。此外，中国当时还进行了税制改革，改革了企业所得税，分税制则使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这些改革都为中国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可能。
财政扩张的前提
记者：在危机到来的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怎样配合？
麦金农：在实际情况方面，现在所有地方的利率都向零调整，所以货币政策其实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因为下调利率是趋势。4个月以前，中国还在担心通货膨胀。现在，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下降，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虽然同比上升，但是环比下降，这种情况和4个月前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政府可以进一步采取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同时在汇率方面保持兑美元的稳定。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中国在利率方面的操作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降低准备金率的方式实现货币政策。
记者：汇率方面呢？
麦金农：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对刺激经济效果显著，在浮动汇率下则效果甚微。因此，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复制1998年的做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我指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998年还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数字是8.27，而现在的汇率也相对稳定在6.8左右。不管具体数字如何，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一个相对固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需要美国的配合——美国必须同意不要再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要再威胁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制裁。两个国家完全可以找出一个办法，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记者：中美应该合作走出这次危机。
麦金农：是的。尽管中美两国都无法避免这次危机，但是两国都有相同的意愿：减轻全球性危机对自身的影响，并保住美元的强势。
记者：中美两国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