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一个误解。首先我想说单一世界货币不仅能产生经济利益，还能产生文化收益。我上面所说的收益都是可以量化的，而以下这些不可被量化。首先，从政治哲学层面上说，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将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使之不会因货币的浮动而丧失。这是人权的一种。其次，这将加深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理解。在中国，人们如果说“一加仑汽油需要多少美元”，这听起来让人费解；如果中美两国都用同一种货币，说“一升汽油需要多少世界货币单位”，那么我就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汽油价格比美国贵”——这样，相互理解无疑会加深。再次，这将使得人们的跨国旅行更为方便。比如，统一时区、统一计量单位使得跨国旅行更为方便。现在，不仅换汇会损失钱，银行卡还会为使用本币的消费克扣一笔，这两个叠加在一起，极大地抑制了国外消费。如果以后跨国旅行不用换钱了，也没有银行卡的克扣问题，当然会鼓励人们出国旅行，而这将更加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记者：单一世界货币对中国有什么意义？
博纳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一个浪费——当然，在现在的货币制度下，这是保护中国金融体系的必要行为。在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下，外汇储备将降为零，这将释放巨大的流动性。
中国现在更加强大，也更加负责。如果中国推进和领导单一世界货币的进程，将得到很大的声誉，也将在未来的货币体系中占得先机。
记者：蒙代尔也呼吁单一世界货币，现在也主张“亚元”。您与蒙代尔有何不同？
博纳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呼吁建立欧元区，是个先见者；而我是在欧元成功之后开始呼吁世界货币，可以说我是根据事实建立我的想法。关于“亚元”，我想这是有益的，不过最终还是要向世界货币过渡。
单一世界货币的挑战
记者：对本国货币的崇拜是文化心理方面向单一世界货币过渡的一大障碍。
博纳斯：这种崇拜实际上非常肤浅。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最想要他们口袋里的货币稳定。在人们的期待下，货币联盟往往会早于人们预期出现。我的朋友、《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世界货币是个好主意，但不会早于2025年。而我认为，现实会比他预想的更快。
记者：一般认为，欧元区的成功在于欧洲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状况、货币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社会习俗这些文化心理都是相似的。那么，如何将这一特殊的货币联盟推广到整个世界？考虑到有那么多发展水平不一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千差万别。
博纳斯：这是另一个误解。事实上，对于你所说的这些国家，由于本币的高度不稳定和通货膨胀风险，维持货币稳定成了当地居民在经济上的最大意愿之一。为此，他们青睐本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甚至不惜付出巨额成本将钱转移到国外，以避免本币浮动带来的风险和通货膨胀威胁。其次，这些国家的货币购买力普遍低下。你如果拿着人民币去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或者多数非洲国家，你会发现人民币能购买到比在中国更多的商品。
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如萨尔瓦多已经在用美元。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记者：更极端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些国家还处在恶性通货膨胀或者战乱中。如何想象它们能够成功地过渡到世界单一货币？
博纳斯：这根本不是障碍，恰恰是单一货币的好处。试想，在索马里或者津巴布韦，有一天有人向当地老百姓宣布：你们改用欧元或者人民币了。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有无数个这样的小国，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保障本国居民的财产权——在一些国家，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居民拿到工资就得花掉或换成美元、欧元。如果建立统一世界货币，我想最高兴的绝不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更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在金融动荡国家生活的普通居民。
所以，重要的是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稳定的货币价值，而不管政府和经济学家怎么说。
记者：您提到政府，其实政治也是阻碍货币联盟的障碍。
博纳斯：我同意，虽然老百姓不管政治权力，他们只管口袋里的钱是否远离风险。不过，政治家和政府确实会反对。美国政府现在一定是反对的。不过，奥巴马当选之后，情况会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还是想想欧洲成功的例子。在欧洲，法德曾经都在乎本国历史悠久的货币，而且两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对手。不过它们克服了困难，联手推动了欧元。现在，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德国人欢迎欧元。欧洲领导人由于见证了欧元的成功，开始在国际场合呼吁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当然，当时的意大利人很反对欧元，因为他们往往通过操纵里拉贬值来获利。现在美国可能也会和当年的意大利一样。不过，他们会很现实，会被世界货币的好处吸引。
记者：美国的态度很重要。美国会因世界货币得利吗？
博纳斯：布什总统比较倾向单边行动。也许他会理解单一世界货币，但是对此在行动上比较冷漠。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奥巴马总统。很多民主党的智囊团拥护单一世界货币。耶鲁大学教授、克林顿时代的经济政策顾问杰弗里·加腾就是全球监管者和单一世界货币的拥护者。这些人会影响美国今后的政策。
显然，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美元的“意大利式透支”已经伤害到持有美元的投资者和普通居民，这种模式需要改变。因此，美国拥护世界货币联盟也有利自身。我认为，奥巴马也许会在任8年，这8年将是美国从单边行动向拥护世界货币过渡的重要时期。
建立区域性货币联盟
记者：您对未来全球监管者的角色有何定位？它与世界单一货币的先后顺序是什么？
博纳斯：全球监管者或者说“全球中央银行”必须在世界货币之前出现。人们现在还在争论单一世界货币，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全球监管者负责清算、管理各国的通货膨胀——即使没有单一世界货币，这也是需要的。现在，欧元区、美国、日本和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在联合行动，比如联合降息。这是良好的第一步。在这一基础上，各国央行加强协调，慢慢可以建立统一的货币当局。事实上，这四个国家或货币联盟如果联合在一起，就已经是全球货币总量的90%以上，这就已经是全球性货币了。
记者：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货币，如欧元、日元，怎样向“单一世界货币”过渡？另外，世界上有100多种其他货币，他们的过渡似乎更加麻烦。因此，即使不争论世界货币的必要性，单单过渡就是个很大的麻烦。
博纳斯：这确实是一个挑战。这需要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坐下来探讨一个可行的办法。不过，有几条路径可供选择。第一，直接过渡，不过可以有一定的缓冲，就像欧元区做的那样，设定一个“过渡时间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时使用“世界货币”、本国货币或本区域货币。过渡期结束后，再统一使用世界货币。这段过渡时期可以很长，也许比欧元区的过渡时间要长得多。第二，先组建区域性货币联盟——我的想法非常现实，并不一定要一步到位。比如，现在东亚已经提出了“亚元”的概念，也许这会是下一个突破点。第三，对于一些小国来说，绑定其他货币也是个可行的选择。就像萨尔瓦多“美元化”、摩洛哥“欧元化”一样，东南亚国家将来可以“人民币化”，以人民币作为国家通行货币。通过这种方式，小国可以比较顺畅地向“世界货币”过渡。
记者：蒙代尔先生似乎主张后两种选择；您是不是更倾向第一种，即直接过渡？
博纳斯：是这样，这是我与蒙代尔的不同之处。我认为可以模仿欧洲模式。当时欧洲国家也很在乎自己富有历史的货币，特别是德国非常重视马克。不过，他们成功克服了对本国货币历史的崇拜。
记者：不过，在东亚，“亚元”的概念更为盛行，也许更为现实一些。
博纳斯：我尊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概念和实践。欧元区为人熟知，而西非货币联盟的实践则不为人们所知。不过，这些都是实用的步骤。
记者：从现实的角度，中国目前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还是让汇率浮动，哪个更好一些？
博纳斯：对我来说，固定或浮动都不重要。我们不需要单纯从固定变为浮动，这个没有意义。我也不认为中国政府在操纵汇率。最重要的是，我们最终会使用同一种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