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贸易协定的签署令商界领袖们欢欣鼓舞。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一名管理者说：“这样我们将会在中国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尽管外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的合资中控股比例比想象的要低，但是中美谈判双方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将使这一比例逐步提高。外国银行起初不允许在中国从事零售业务，但是几年之后，这些银行可以扩大面向中国普通消费者和公司客户的业务。其他领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汽车业和保险业。通用汽车公司对中美谈判结果表示满意，它不仅能够取得合资公司更大比例的控股权，还可以在中国建立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为公司客户提供贷款和租赁服务。尽管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的经营遇到了困难，但在中国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贸易协议还对中国降低进口农产品关税设定了时间表，并就中国降低粮食、钢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补贴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先，中国通过出口补贴对这些行业进行保护。大多数的补贴以及其他贸易壁垒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取消，协议规定，这项工作会在2005年全部完成。
中美两国的协议还要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而对中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应对市场化的冲击。中国同意美国对纺织业进口保持一定的限制措施，因为在中国，T恤衫、文胸、运动鞋等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要低于美国。而且，中国还决心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不管各国政府作出何种承诺，贸易协定本身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会将全球经济引向“比较优势”的轨道，而不再单纯考虑各国的国家利益。比较优势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是19世纪初由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最先创立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讲的是，在自由市场中，资本应流向其可能发挥最大效率的地方，而商品则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全球自由贸易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工业遭受了损失，这个国家的消费者可能会享受到更加低廉的商品和服务。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复杂的。贸易和生产模式的改变可能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但同时肯定会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技术的发展使美国、欧盟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再一味地遵循传统经济学理论，那么可会在现实中遇到更大的难题。
总而言之，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在中美两国的谈判过程中被反复协商，中美两国为消除贸易壁垒设定的时间是2005年。反对者们对两国的协议提出了质疑：一旦到时贸易壁垒不复存在，生产按照最大效率和最低成本原则进行配置，资金将流向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而且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无法逆转。
1999年年末，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议，就下一轮全球贸易协定展开讨论。中国还与美国和欧盟分别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在西雅图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大批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的示威者在会场外集结，他们不只是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反对自由贸易本身。反对者认为，全球自由贸易如同一场残酷的竞赛，胜利的一方（主要是一些跨国公司）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得到了好处，而失败的一方（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的代表来自135个国家，他们在美国遭遇了民众的愤怒抗议，这种场面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在美国还从未有过。催泪弹、碎玻璃、被焚烧的汽车随处可见，有人在骚乱中受伤，有人被警察逮捕。据统计，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多达几万人，他们中有些人针对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缺乏环境保护方面的议案，而有些人则因为工人权利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发难。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也对全球自由贸易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反对。一位劳联—产联的发言人说：“我们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将没有能力为工人去争取福利。”
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忽略抗议者的要求，克林顿和副总统阿尔·戈尔都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尽力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但是，在劳联—产联看来，政府在争取工人权利、改善工厂条件和环境状况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事实上，美国的两党领导人，包括已经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戈尔和小布什，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吸纳新的成员国，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加入。当然，这与西雅图示威者的意愿是相违背的。
西雅图的抗议活动无法扭转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参加贸易谈判的各国部长并没有受到示威者的影响，而是坚决推动自由贸易向前发展。他们认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1999年，美国媒体对中国和全球贸易给予了过多关注。从2000年3月开始，媒体的焦点开始转向纳斯达克股市，纳斯达克指数在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急转直下，互联网和电信行业的泡沫也随之破灭。在欧洲，欧盟将重点转移到内部事务上来，各成员国对欧盟的扩大和巩固等问题进行商谈。在中国，朱镕基正着手应对国内改革，尤其是银行系统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世界，再次把各国的目光聚焦到一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全球的共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前，中美关系还曾经一度紧张。美国一架间谍飞机在中国南海与中国的一架海军飞机相撞，并紧急迫降至中国的一个军用机场。但是由中美撞机事件造成的两国关系紧张很快就被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所冲淡，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美国支持中国申办。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后，中美关系在1999年之后降至低谷。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这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因为此时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如何找到恐怖主义头目本·拉登。而此刻中国正在巩固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着力将上海打造成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世界贸易体系已变得陌生？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前几年，各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在各国谈判中的作用逐渐加强，中美、中欧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谈判正在为全球塑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各国的贸易部长代表自己的国家与他国领导人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代表着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背后都有实力强大的企业为其撑腰。
尽管20世纪倡导的全球一体化正在快速发展之中，但是传统观点仍然认为，国家利益应当终止于国界线之内。但如今，国家已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这些组织能够更好地实现主权国家无法实现的利益。国际关系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现如今国家安全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而且在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之外，已经融入了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尽管如此，对国际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主权国家，因为国家边界、政治体制、军事力量、中央银行等都还在主权国家的管辖之下。
到处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硅谷的很多技术人员都憧憬着没有国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通过互联网彼此联系，人与人的交往不再有国家的干预。而对于现实世界而言，这只是一种虚拟的情况。不过，没有国家壁垒阻隔的自由贸易在快速增长，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和国家都想从这个偌大的蛋糕中分得一块。也许有一天，各国政府的权力会受到削弱，像欧盟一样的超国家联盟会在世界范围内盛行，但是无论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强大还是弱小，它们都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事实不容改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主要还是以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为主。企业仍以它们的国家来定义它们的身份，企业的活动仍然集中在国内，国内资本市场是其主要的资金支持。虽然企业把国际市场视为超国家、超国际政治机构的全球体系，但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人都还属于某个主权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改变着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也对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事实并非看起来的那样：世界贸易体系从一种熟悉的模式向另一种陌生的模式转变。这不再是两个国家签署的另一份文件，这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的诞生。全球金融体系遭到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国”的概念被很多人质疑。但是，经济危机却证明传统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十几亿中国人和3亿美国人构成了庞大的世界市场，而且世界市场仍然受到国界和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国和美国的融合是实际存在的，但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不利于中美两国的融合，而且从各项经济数据来看，也很难看出中美两国能形成一个经济体。为了更好地理解“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加速发展的进程，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对经济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