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的概念本身基本上就可以说明问题。它不能给贷方带来任何利益，最终只能造成贷方的损失。在美国或欧洲，银行若发放了大量不良贷款，就是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储蓄与信贷危机，数千亿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贷款遭受损失，贷款银行破产，给政府留下了要清理的烂摊子。2005～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的大规模增长，最终导致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和2009年，大量银行破产，很多银行在政府的紧急援助下才幸免于难。由于对信贷的可靠性判断失误，金融机构将那些抵押贷款以捆绑证券的形式发放给了购买者，而购买者同样也高估了信贷的价值。信贷系统的危机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与次级市场在美国或欧盟各国市场上的相对规模相比，不良贷款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很大。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都遭遇了因不良贷款而引发的危机，而中国却没有。这个事实是非常惊人的。
原因很简单，或许也正是因为简单才一直被忽视。14世纪英国奥卡姆的神学家威廉曾经写到，最简单的理论通常就是正确的答案和解释。可是，人们却一再抛弃简单的解释，总是要寻求复杂的答案。不良贷款之所以没有让中国经济停滞，是因为它们并非真正的不良贷款。
贷款只有在被要求偿付且给贷方造成不良后果或是从一开始就被看做单纯金融工具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不良贷款。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银行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贷款并没有被当做能够带来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是国家现代化的资金动力。从本质上看，贷款就是政府开出的支票，是政府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提供的资金。尽管政府也希望这些贷款能够给银行带来利息收入，希望这些贷款最终能够偿付利息，但是，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相比，这些并不重要。
中国政府和银行并非对贷款的状况漠不关心，只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着与外国人不同的理解。他们并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良性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也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贷款得到偿付的可能性。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旧的金融体制，没有风险定价，没有资本费用，也没有投资回报评估。银行的任务就是有利党中央政策的实施和地方项目的落实到位。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一直坚决不允许中国的货币像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自由买卖和浮动，因为他们很清楚，向全球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会给中国造成严重不利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经历。并且，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比苏联大得多，社会状况比苏联更复杂，同样的局面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官员把货币和封闭的银行系统看做当代的万里长城，看做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屏障。
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继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银行系统不能永远封闭。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向世界开放中国，创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保持国家的稳定。开放，从新建企业开始，政府鼓励新企业吸引外资，允许它们开展贸易。同时，外国企业也可以在华开展业务。但是，银行系统并没有开放。而且，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西方人眼中的银行系统完全不同。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同意在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来华开展业务。在2006年这一期限到来之前，中国的银行系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像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公司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并从事贷款业务的要求。这也正是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轮银行系统改革，和其继任者一直致力于改革国有银行运营模式的原因。他们知道一旦外资银行加入国内市场竞争，中国的银行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全球金融机构有资本定价、对客户的信贷可靠性进行评估并且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的机制，以赢利为目的。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很多全球金融机构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与中国的银行运营模式相比，西方银行的商业运营模式更为严密。
对个人存款吸引力不强是中国国内银行的弱点之一。曾经，由于利率不高和腐败现象的存在，很多人都选择把全部或是大量的储蓄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家里。银行也不会花多大工夫去吸引个人或是小企业的资本，相反，它们依靠的是国家的定期资本注入。如果中国国内银行想要增强与外国金融公司的竞争力，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
但是，势在必行的中国银行系统改革必须权衡稳定。政府不可能轻易就要求银行实施风险定价并为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并且，从经济角度来看，不管是否可行，他们都不可能让银行停止向国有企业贷款或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旧的借贷体制可能会导致浪费和效率低下，但它毕竟是一种体制。在新的体制可以取代它之前，它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可以做个类比。如果城市里有一座旧桥摇摇欲坠，有坍塌的危险，那摆在这座城市面前的就是两难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拆除旧桥，建一座新桥，但这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在旨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也会造成交通不畅。它也可以选择每年都对旧桥进行修缮，即使最终的重建在所难免，也要尽可能推迟重建的日期。或者，它还可以选择在旧桥的旁边再建一座新桥，在新桥完工之前保持对旧桥的修缮，待新桥可以投入使用之后再重新规划交通路线。在银行系统改革的问题上，中国官员面临的是类似的难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五年计划”当中有一些关键项目，原有的银行系统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渠道。尽管结束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但目前中国仍然保持着长期战略下的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城市化、现代化和工农业改革都通过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来统筹安排。在将国家资金注入机场、公路、铁路、公共交通、发电站和钢厂等项目的过程中，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在鼓励和要求实施改革的同时，也在维持着原有体制的一些东西。中国允许外来竞争者进入国内市场，以为国内机构提供动力和样板；同时，中国会为国内机构提供充分的保护，保证它们在具备竞争力之前不被挤出市场。为了短期内的稳定，国内机构的效率低下可以暂时容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有两个特点：一是手中有资金；二是即使中国封闭的经济体系对外资有种种限制，全球金融机构也愿意到中国来开展业务。面对其他新兴经济体，西方银行的态度是“你们先改革，我们再提供资金和经验”，而在中国，西方银行则是先提供资金和经验，期待着改革能够随后而来。这是因为在21世纪初全球经济增长受限的大环境下，中国是它们能够争取的仅有的少数潜在机遇之一。对于全球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几乎还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是最后一片尚未被开拓的市场，世界各大金融机构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中国人在不断弥补不良贷款所造成的损失。2004年初，中国政府注资450亿美元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继续向外资机构发放在中国的营业执照。其中包括允许大公司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此前中国股市仅对中国公民和公司开放），以及购买一些银行的股权。一家外国银行的评论概括了西方对于中国政府注资450亿美元进行银行资产重组的看法，该评论说：“要提升中国银行的品质并赢利，除了资产重组之外，信用担保和公司治理的彻底改革是必需的。”简单地说，就是“现在的做法可能暂时止住了流血，但如果不采取更大的行动，病人还是会死亡”。
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这样看。因为资本可以流入中国市场，却不可能轻易流出，在全球其他地方几乎都适用的规则在中国并不适用。是的，如果中国已经完全向全球资本开放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当中，那么其不良贷款水平和制度的缺失可能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减记、亏损和银行破产浪潮，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资本的枯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甚至都没有要发生的迹象。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收回贷款，并且银行依然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的银行有一天能够和全球其他银行一样运作。而只有在银行已经做好准备、可以脱离政府的辅助，并且不得不凭借效益在竞争中沉浮的时候，那一天才会到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新桥旧桥并存”的混合体系还将继续存在。
世界上曾经有并且现在也仅仅有两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而不受他人制定的规则的约束，这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就是一个证明。“中美国”的最初显现也是在金融领域当中。即使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依然有能力运行巨额赤字，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的最后选择，美国政府可以为自己提供贷款。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美元不是它们的国内货币。中国吸引着大量外国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要求很少，并且还要为了投资中国的银行而游说政府。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这种潜力是无与伦比且不可替代的，对于它们自身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必要的。其间，投资的流动是双向的。中国的中央银行会用从中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盈余来购买美国的债券。
从中国政府制定的特色政策和外国资本对中国银行的投资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2008年底，全球金融体系曾经濒临崩溃，最终之所以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