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后，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当时我正在弗雷德·阿尔杰管理公司（Fred Alger Management）工作，当时考虑最多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发现潜在的投资机会。在弗雷德·阿尔杰的支持下，我开始尝试创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用以帮助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商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于是，我来到了中国，终于在2003年的秋天创立了这样一个基金。
我的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包括香港怡富证券投资管理公司（Jardine Fleming Investment）的投资专家，尤其是钟瑞明（Man Wing Chung）先生，他后来成了我们的联合投资基金经理。斯科比·沃德（Scobie Ward）和布莱尔·裴布雷（Blair Pickerell）是两位对华投资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此外，我从与钟丹（Dan Chung）的合作中受益匪浅，他现在是基金公司的副经理和弗雷德·阿尔杰管理公司的总裁。后来，在与马丁可利投资管理公司（Martin Currie）专家们的接触中，我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尤其是庄明（James Chong）对我帮助很大。在那几年里，我还得到了很多弗雷德·阿尔杰管理公司同仁的支持，如克里斯蒂娜·哈尔佩恩（Chistina Hapern）和查尔斯·博内洛（Charles Boinello）。
在这本书的想法成形之后，我找到了英国著名出版经纪公司威利公司（Wylie Agency）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他的敬业、睿智和对出版业务的精通，以及对图书市场的敏锐嗅觉，都对本书的成功出版给予了极大帮助。同时我还要感谢威利公司的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从而使本书得以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面世。
还有一些人不求回报地对书的草稿进行校对，对于内容杂乱的书稿和不断出现的拼写错误，他们都一一校正。我的妻子妮科尔·阿尔杰（Nicole Alger）对本书给予了很大帮助，是她的建议和指点才使本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的父亲戴维·卡拉贝尔（David Karabell）对本书进行了最初的把关，如果没有他的提醒，本书可能早已惹上了官司。埃里克·奥尔森（Eric Olson）告诉我很多技巧，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和裴敏欣（Minxin Pei）为我提供了很多能够支撑本书论点的评论文章和事实数据。我相信，如果没有他们的仔细阅读，这可能是一本相当糟糕的书。
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Schuster），我有幸能结识艾丽丝·梅休（Alice Mayhew），多年来她帮助过很多作者把他们的作品推向世界。戴维·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对本书题目的确定给予了关键性意见。有了卡伦·汤普森（Karen Thompson）和罗杰·莱布里（Royer Labrie）辛苦的日常工作，本书才得以定稿。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官方网站上，维多利亚·迈耶（Victoria Meyer）和凯利·林奇（Kelly Lynch）对本书的营销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大人才网（Greater Talent Network）的唐·爱泼斯坦（Don Epstein）将本书讨论的话题推向更广泛的读者群。
尼尔·弗格森创造的“中美国”一词在本书中频繁出现，这是能够解读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恰当词汇。弗格森先生是最早发现中美关系并非普通亲密关系的人之一。“中美国”含义深刻且有持久生命力。
最后，还是要感谢我的妻子妮科尔和我的两个儿子格里芬（Griffin）和贾斯帕（Jasper）。也许我的儿子还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做什么，但我会尽快告诉他们，只要有他们在身边，我就充满了创作的动力。妮科尔对我始终信任，并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我对此怀有无限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