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仔细去查找公司档案中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曾茂朝的许多决定都为日后联想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后，柳传志总结道，这些决定确保了联想能够充分利用传统制度中的资源来实现新制度的功效，对他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强有力的后盾。即使是后来企业做大了，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结构，科学院还是很照顾，始终不把公司当做一般的国企。2008年联想开办的“联想之星”科技创业高级人才培训班，可以视为联想的反哺行动。
这就样，公司办起来了。1985年春天的时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牌子并列。
随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后面都加了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处。无须辨别级别是在哪个层次，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有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组织认可他们，依然把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在联想日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传志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不和传统的制度分道扬镳，不离开计算所这个大家庭。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柳传志不同意，他自有考虑。他不想扮演一个叛逆者的角色，联想的更好发展离不开计算所这个母体。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而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是长远的。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以其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同时获得中科院开发局的担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将科学院拥有的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进一步开发利用，如KT8920大型计算机、“汉字系统”等。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业绩是不可低估的。
“倒爷”时期的迷茫，第一桶金来自何方？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柳传志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企业家生涯是从“倒爷”开始的。
公司刚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即使是当时公司的三个核心人物——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也是如此。
柳传志摸不清楚自己心里到底想要干什么，更摸不清楚所处行业的行情。他跑过几个地方，打听人家需要什么技术上的东西，当然，打的依然是计算所的旗号。然后又在计算所贴出了公司布告，说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可以代办。一切都无果而终。
“迷茫”——柳传志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公司员工要养家糊口，还要活动费用，那就随便看看公司能卖什么吧。柳传志隐约知道，那时候整个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就这样，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公司的人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的“倒爷”。他们倒卖过旱冰鞋、运动裤衩，也有好歹与电子技术相关的电子表、电视机、冰箱之类的。
柳传志当时负责进货。有一次他和同事带了1000块钱去深圳，他在40岁之前一次存款最多时是80块钱，所以他很小心：“我让老婆缝了个口袋，把钱缝在裤子里，但买东西时得提前解裤子，不能只顾安全，忘了这事，否则会非常难堪。”
当时的环境很复杂，骗子防不胜防。柳传志也多留了个心眼，做买卖时小心得很，可最后还是栽了。
一个同事汇报说，江西省妇联手里有彩电批文，需要打14万元过去。柳传志叮嘱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才能汇款，手下人兴致勃勃地说自己亲眼看到了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公司的人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
作为这次大买卖一方的买主，他们汇了14万——20万原始资金中的14万。可他们被骗了。彩电在汇款前的确是存在的，钱一汇去就没有了。
柳传志从没有如此束手无策过。
整件事来得太快了。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这么多钱再也找不着了，连个浪花都没有。公司那么多人所寄望的大买卖，就这样卷走了最初的资本。没倒卖东西前，走科研成果推广的路行不通，公司的支出已经很紧张了。14万被骗后，大家都蒙了。
这件事的后续，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曾被戏称为中关村的“十里相送”。两位主角当然不是梁山伯祝英台，而是柳传志和王树和，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们二人能体会。14万被骗后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是绞尽了一天的脑汁还是没有思绪。天色已晚，他们也饿了，在中关村一家面馆边吃面条边聊。王树和住在林业学院，柳传志说“我送你回去吧”，两个人就在晚风中沿街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王树和家，王树和说“我再送送你吧”，两人又往回走。来来回回已经记不清几次了，柳传志只记得走一趟也得一个多钟头，他也记不清楚是不是当时想出了解决办法，但他清晰记得的是，那段路程中的无奈和同病相怜。
14万被骗，困惑、彷徨，努力想要寻找出路的感觉，交杂在柳传志的心中。
柳传志回顾自己的受骗经历时说，钱这样个丢法，并不是最折磨人的。什么事打击最重呢，就是钱丢了，从发生到发现到追回来的这段时间比较长，这才是真正的折磨。比如300万被人挪用的那次。
柳传志说：“我被人骗过若干次，还有一些别的风险的打击，那次的商业风险真是永生难忘。那是1987年，我们已经有一定能力销售电脑和汉卡了，但电脑都是用人民币在北京买，谁有就买谁的，其实也是倒买倒卖。有些人有批文、有外汇或者有胆量，在深圳直接用人民币换成外币从香港直接进口，那个利润比在北京拿人民币买二手货高多了。”
销售渠道畅通后，柳传志当然不甘心受这份盘剥，他决心直接进货。在香港他谈妥了合作对象，一家叫导远的做IBM代理的公司。双方说好了，4月底前如果能够买500台机器，价值共约100万美元，柳传志他们就可以拿到40%的优惠折扣。柳传志在最短的时间内部署好了人员的分工，这其中最难的就是到深圳找到一家进驻公司，用人民币买它的批文和外汇。
最难的工作，自然留给了自己。柳传志带人到了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潜在的合作公司，其中一家的老板是潮州人。那人是做进出口的，说得很肯定，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是什么比价，给他钱他就替你打到香港，然后你就在那儿等着买机器。当时1美元约合6块多人民币，柳传志先把手里300万美元的支票开给了他，还留了一个同事跟他联系。公司事儿多，柳传志不能久留深圳，他叮嘱同事随时汇报情况。
却没料到，他这一走，就断了音讯。问同事，只回答说没办好，办好了再告诉您。柳传志一听坏了，忙说：“办好了就没事了，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赶紧给我催一下。”同事随后去找那人，不在办公室，就连公司也没了，原来那就是一个人一间房的“皮包公司”。
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就像天打五雷轰。那天我手表都没戴，穿着双凉鞋就去了机场，当时机票很难买，托人买机票去了深圳。那几天不停地找那人，查到最后只知道他姓林。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顺着谈生意的那条路打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终于知道他家就在我们住的沈阳宾馆不远处，但具体是哪个房子不知道。我决定晚上在那蹲着等吧，反正他要回家，连等几天，守着他就能逮着他。
“连续等了几天，那人一直没露面，但几天后他让人打电话给我们的同事，估计是听说了我们蹲点的事。他约我们在沈阳宾馆的一个咖啡厅里见面，抓住他的时候，真是拿砖拍他的心都有了。但他不肯把钱拿出来，倒是抛出一句话——‘柳总，我不是要把你的钱卷走，我就是挪用，当时给你定的6块钱便宜你们了，我给挪用了。’”柳传志哭笑不得。没办法，钱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只好问他什么时候还。
柳传志记得自己当时还吓唬那人，说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那潮州人说：“你放心，一个礼拜，人民币还给你，美元根本没办法换。”
为了不耽误4月底完成的事，柳传志只得另找合作的公司，后来又经过很多周折，终于办成了。这件事前前后后不到20多天，但真不是一般的难熬。
柳传志回忆说：“钱丢了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李勤，他是负责筹那300万的，这一说他也吓坏了。那段时间我们根本睡不着觉，常常在晚上一两点吓醒，心狂跳不已，像做噩梦一样，连续几天心一直这样跳，后来钱追回来了，还是连续几个月不能睡觉，到后来就完全不能睡觉，就有点发呆了，说话也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后遗症就这么落下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柳传志觉得心里挺受煎熬。因为那时家里还有个重病人，医生说他爱人是恶性葡萄胎，好在最终查出是误诊，但那段时间很揪心。
后来有记者就这段被骗经历采访过他，问他当时想没想过退缩。柳传志说：“我怎么可能退缩呢？全公司一年的利润才10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借的钱，这事出了之后不但银行的债没法还，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对得起公司的员工。”
好在后来这事办得很圆满，这批机器买得非常便宜，这一次公司大大积累了资金。
柳传志坦言，这种种经历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尤其是在改革刚刚开始的年代。他说：“我想起一个踢足球的人说，守门员要是某个角度自己没扑过，别人再怎么跟你说也是没用的，像这种事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后面才不会再受骗，我也不会去骗人。”
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体制约束
从14万被骗走，300万被人挪用，联想公司在一步步艰难地发展。柳传志已经意识到，公司遭遇的种种，根源在于当时的体制和不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回忆那几年的电视剧，那时候很多人一夜暴富，很多人也想挣大钱，却无能为力。
其实，当时很多国企都在利用批文这些指标赚钱，这就成了当时的人们暴富的关键性资源。那时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整个秩序是混乱的，很多人就想在新旧制度之间钻空子。
柳传志没想过钻制度的空子，但在那样的环境下，烦恼自会来找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规变成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我实在没法适应，这就成了当时最大的困难。”
1987～1988年，公司赚钱的途径主要是卖汉卡，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外国人的机器。但是，公司终归还是要做自己的机器，这就涉及解决生产批文的问题。不幸的是，公司没办法拿到这个批文，理由是没资格生产。
柳传志还记得，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到电子部去谈，希望看在是中科院自办企业的分儿上，给他们生产批文。电子部的人一句话就给堵回去了，他说我们国家引进了80条生产线，没有一条做得好的，为什么还要给你们呢。
不单单是生产批文，由于公司不在编制内，也拿不到外汇指标。一个属国家所有的企业有美元指标，就可以按两三块钱的人民币换一美元，否则就要在黑市上换，六块钱、七块钱、八块钱，甚至更多。
公司没有办法，只能采取后一种方法。不但花的钱多，还整天担心被抓。
柳传志把这一点归结为5个字——“不公平竞争”。
更麻烦的是进口问题，当时的很多计算机的元器件都要进口，国家不给你进口批文，也得“求助”于黑市。而买走私的物品，按国家当时的规定等同于走私。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二次买卖。有进口批文的人买到了东西也走私，他们会把东西低价卖了。比如国内有一些国家规定允许生产PC的厂，他们的PC由于质量等问题卖不出去。这些厂就动起了歪脑筋，拿进口批文买元器件，再转卖给未获得批文的公司。
不走私不倒卖，元器件就没有来源，公司只得铤而走险。当时的法律现状使得公司除了面对商业风险以外，还有非常大的政策风险。而政策风险不单单体现在生产元器件的购买方面，也反映在薪酬的发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