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中国和西方趋同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当中，他们越来越发现不能够完全不相信国家权力，它开始试图要求权力和权利进行合作，比如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国家和私人、企业共同合作来构筑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西方开始纠正过分不相信国家权力、过分弘扬个人权利这个弊端，而中国开始纠正传统文化当中过度崇拜国家权力、蔑视个人权利这个弊端。因此东西方都在修正自己文化当中的弊端。但是修正的内容不一样，西方开始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要积极合作这个方向移动发展。而中国开始强调在维护国家权力权威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国家权力的滥用，权力制约这种观念现在也在中国产生了。
这是因为中国现在也在搞市场经济，它会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光辉的一面，但是每个人心里也都有阴暗的一面，我们要通过一部分法律弘扬人光辉的一面，同时还要用法律来遏制人阴暗丑陋的一面，所以我们说法律是赏罚分明的。所谓赏就是弘扬人们灵魂当中光辉的一面，所谓罚就是抑制人们灵魂当中罪恶的一面，赏罚分明是针对人性的。市场经济让大家都看到了，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但是人也都有利他的一面，人都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体。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提倡无私奉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无私奉献少数人可以做到，多数人做不到，一时可以做到，长期做不到。”邓小平对人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在我们当代社会里，君子是绝对有的，小人也是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的人既是君子也是小人，我们的法律不能以小人的标准来设立，我们的法律也不能按照纯粹君子的标准来设立，而是要按照绝大多数中间人的标准来设立。因此我觉得中西方的文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慢慢趋向融合，中西方对人性的假设和判断也慢慢趋于相同，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最终都接受了法治这样一种观念。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和西方这种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异的一点体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对话
问：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演讲。刚才郝教授讲到古代中国是性善的，但是不管秦朝也好，唐太宗也好，包括宋朝的杯酒释兵权，以及清朝的文字狱，都是以人性本恶为根本的。
答：中国古代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制定法律是针对性恶的，但关键是法律在统治者那儿从来不是治国的主要工具，它是德主刑，就是道德治理为主，刑法治理为辅，当道德没有用的时候再用法律，“法为盛世所不尚”。有的学者说中国的法律在古代变为一种装潢，主要采取道德教化，实在不行的时候再用法律。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专门针对小人而不是对付君子的。虽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上台以后第一件事都是制定法律，但是他制定法律恰恰不是为了运用，而是一种装饰品。包括封建军阀、专制君主，他们制定宪法恰恰不是为了执行宪法，这就是中国人的法律装潢主义，这只是为了表示自己政权合理性的一个标志，但并不是真正信奉和实施宪法。中国人做的不说，说的不做，这个文化有安全的分裂性。因此封建社会的法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偶然用，而且用在对待所谓不是人的小人身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道德教化，这就是中国法律在中国古代很尴尬的地位。
问：郝教授你好，我提一个问题，西方都是以私有产权为根本的制度安排。中国正在改革的状态，中间出现了很多国退民进的潮流，也出现了很多像德隆、科龙这样的公司，政府插手了一些问题，这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公司出现的这种腐败、贪污问题的处理手法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参与进来了。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看待的？对于在中国以国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中，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您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测？
答：我觉得不管是公法还是私法，包括社会法，经济学里面认为政府在追求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也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企业也在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里面，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怎样让各种权力都能够相互制约，这种制约有时候是一种制衡。制约跟制衡不一样，制衡是要地位平等的两个主题之间相互制约，制约之间往往是上跟下的制约，制衡是横向的控制，制约是上下的控制。任何一个社会都得有道德，我个人是赞成以德治国这个口号的，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即使法律设计得再完美，没有人们一定的道德理性为基础，法律是不会起作用的，但是对付这种黑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就像喝酒时候的酒令，老虎吃鸡，鸡吃虫，虫打杠子，杠子打虎，这样就形成一个生态的平衡圈，按照老虎吃鸡、鸡吃虫、虫打杠子、杠子打虎这样一个生态原理去制约权力。这是法律开出的一个药方，当然我认为这种药方必须建立在大家都要遵守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的。虽然我是研究法律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法律说成是万能的，法律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法律只能管人的行为，法律很难管人的内心，而内心是由道德去管的。
问：谢谢郝教授的精彩演讲，刚才您在讲的过程中说性善论导致了中国法制的不健全，缺乏对于权力的一种监督。我的看法是在社会演变的过程当中，性善论是封建皇帝用来支持巩固其政权的一种愚民手段，它跟健全的法治制度是没有一种直接因果关系的，因为性善论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成为愚民的一种手段。请问你怎么看？
答：性善论是儒家学者的一种理论，我们现在是讲法律的，法律就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设计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体制缺少对皇帝即最高权力的制约，缺少老百姓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这种弊端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认为权力是善的，官员是父母官，不会作恶，这个基础恰恰就是性善论。你认为性善论就是统治者所利用的一种工具，这也对，封建社会的法律总归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所以你讲的是对的，我理解的是统治者也不见得认为真正是性善的。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复杂的，说的做的并不一致。比如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国家机构不是在宰相那儿，而是在内朝，比如宦官那儿。
有一次我跟余秋雨交流，我们到过非洲也到过欧美，感觉所有的文化对比中，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生活起来最累。非洲人和欧美人都很简单，比如“我爱你”，中国人深藏不露、含蓄、高深莫测，因此我们都感觉生活在中国这种文化当中是很含蓄的，中国人说“我爱你”那真是生死相许，如果到欧美人家跟你说我爱你你就当回事，那你就上当受骗了，欧美人说我爱你可能就是说说而已。中国的文化很复杂，一方面儒家讲究仁者爱人，但是儒家这些大师当了官以后对对手绝对是毫不留情的，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分裂，也就是鲁迅讲的歪歪斜斜看起来很多字，其实字里行间就是两个字——吃人。中国人的文化很多都是表象，深层次的就是潜规则。法律是明规则，但是还存在一种潜规则，我认为这就是你所提到的问题中存在的实质性的问题。
（2005年9月24日）
[1]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沉默权；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中西方文化和思维的差异
卢秋田
演讲者：
卢秋田，浙江绍兴人，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而后顺利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先后派驻荷兰、苏里南、卢森堡、德国、罗马尼亚等国，并曾担任卢森堡、罗马尼亚大使。从随员到参赞，卢秋田曾在荷兰工作过14年，也是卢秋田外交生涯的起点。1997年初，卢秋田出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业外交生涯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荣誉会长。
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我非常高兴！
我说非常高兴并不是一句外交辞令。第一，因为中欧管理学院有很高的知名度；第二，刘吉院长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第三，因为我对欧洲有特殊的情感，在欧洲28年，我亲历了欧盟从6个国家、共同世界到欧洲共同体，从12个国家到现在25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原因都让我觉得今天到这里来既是我的荣幸，也让我很高兴。
根据欧洲的习惯，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四句话，第一句话，生在浙江绍兴。也就是说我的童年是在绍兴这种水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浓郁的地方度过的。第二句话，长在上海，一直到20岁才离开。第三句话，学习在北京。我是北京外交学院德语专业毕业的。第四句话，工作在欧洲。我在欧洲28年，可以说我整个的青年时代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在荷兰待了14年，外交官中在一个国家待14年是比较少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到了荷兰之后自己学习了荷兰语，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学校开设荷兰语专业，所以一直没有人来换我，这个国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个大使任期是在罗马尼亚，情况比较困难。第三个大使任期在卢森堡，大家喜欢那里是因为它小、富、美。最后一个大使任期是在德国，之后回来当了中国外交学会的会长。这四句话就是我的情况介绍。
我今天首先想讲一下为什么要重视这种思维差异的研究；第二，我想花两三分钟讲一下思维方式是什么定义；第三，讲讲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第四是今天的重点，讲讲中西方的思维差别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是从理论上说这四个方面，更多的是从28年的亲身体会和经历出发，大家可以作为故事来听，主要是一些例子。
除了外交之外，我反对三种话：套话、空话、官话。我喜欢另外三种话：实话、真话、短话。
为什么要重视这种思维差异的研究
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越来越小，我们越来越密切，我们的相互依存和交流空前广泛。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文化的碰撞、文化间的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进行一种叫跨文化的对话。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需要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上不同的思维，以便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地来说明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需要了解对方，更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现在世界上有“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军事威胁论”，中国的“经济威胁论”等，还有中国的“资源、环保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占据了很多的市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机遇。我们要让对方更好地了解中国，这里面就有一个了解对方思维方式的必要。有时候我们要宣传的东西别人不能理解，比如说我从德国回来之后，看到大街上都在讲，我们要办一个最好的奥运，一些德国的朋友就和我讲，你的奥运还没有办就把其他的人否定了，“你是最好的？”还有是一则新闻说北京市丰台区通过市委的动员，发动了群众，把积累两年的垃圾清除了。我们来宣传的时候外国人就想，为什么清除垃圾要动员？为什么积累了两年的垃圾要现在才清除？平常的时候这种清除垃圾的机制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宣传往往起到反效果。我们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半边天》，男人做的事女人一样可以做得到，宣传了农村的铁姑娘，她开拖拉机、挖泥等等，这部电影在德国大使馆放映之后，德国人会问为什么对姑娘这么残忍？姑娘就是姑娘，变得铁了还可爱吗？人的身体是有差异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
一个美国的朋友问我如何看纽约？我的回答是，要注意三点，一是纽约晚上比白天好看；第二是外面比里面好看；第三高处比低处好看。我说看纽约注意三点，看当今的中国也要注意三点。第一，看中国不能光看东部还要看中部和西部；第二，看中国不仅看今天，还要看中国的过去和历史；第三，看中国既要看到发展成就，也要看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我想第一方面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说明中国，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八个字：介绍自己、了解别人！即使是从当前的经贸活动来看，也要了解对方。我们有些经贸活动的成功或者失败，里面都有一个思维方式的了解，看沟通的情况好不好。有些谈判的失败，并不完全是价格或者质量谈不拢，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导致沟通不够。如果我们要和德国人打交道，就要了解德国人的思维。他们是办事很严谨的民族，但是往往也缺乏一些灵活性。我有时和德国人讲：“我很钦佩你们办事的严谨。”我们有的时候用四个词来形容德国人：非常进取、非常守时、非常彻底，还有是非常追求完美，组合起来就是说德国人的思维很严谨。我有时候说德国人的脑袋太方了，不太会拐弯，但是这个特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