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个故事本身就说明有差别思维。中国人觉得任何事都是三维，比如上、中、下，阴性、阳性、中性，左、中、右，都是三个。企事业可以说是多维的，事物其实是很复杂的。现在有的说是双赢，也有的说是多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差别，但这个差别可能也不是绝对的。你刚才讲的故事本身在证明这个思维方式的差别。
问：我在外国生活过，我深有体会，我在多伦多的街头，看到法轮功宣传我们从清朝到现在不好的一面，我就和他们吵，当年正好是发射神舟六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在街头宣扬我们光明、伟大的一面？我们的外交有问题吗？为什么让我这样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和五个法轮功组织的成员在吵，而没有一个代表我国的人在街头宣扬我国的伟大？这也就是我不愿意在外国生活的原因，这是我认为外交应该反思的一点。
答：丘吉尔说过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不变的国家利益。还有一句话是说“什么是外交？要讲很复杂。简单地说外交就是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外交我觉得也有一种工作方式，比如没有看到过一个外交官站在街上和别人辩论，但是他辩论、做工作的对象可能你也没有看到。他和很多人做工作，但不一定在街上，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这个方式有很多。街上做工作的外交官确实不多，不仅是中国外交官，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也不多。
问：您好卢教授，现在有很多关于文化差异、思维差异方面的问题，我们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如果在一个机构、一个公司，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配合，除了理解和尊重，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可以达成好的、相互协调的工作？
答：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就是采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方法，不能一下子要求别人理解，还要包容，对另外一种文化给予宽容的态度，这样可能比较好沟通。
问：您刚才讲到中西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是求同、西方的文化是求异，而东方的文化求同不是要求所有的问题都一样的，实际上更要求包容。去年我听过余秋雨老师讲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是起源于农耕问题，包容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强行推行过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但总是不断地吸收。刚才这位朋友讲的，中国人比较善于学别人，而不善于把自己优秀的文化教给别人，所以交流的时候我们都扮演学生的角色。有的地方我们即便做得很好，从文化的层次上来讲，没有与别人交流、分享的倾向，所以才会造成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保守的。我们中国人是否应该有观念上的转变和行为上的改变？我们是不是应该积极地、善意地把一些中国的文化拿去和西方交流，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以便促进整个社会的和平和进步？
答：我很赞成你刚才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几千年来中国吸收了很多的文化，包括中国的佛教也是外来的，适合了中国的土壤。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肯定的，今后也应该是有包容性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更积极一点。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注意到，中国的外交现在是全方位的外交，包括文化外交、解决外交，是和过去的外交相比有很大的发展。文化外交的一点就是要宣传和介绍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但中华文明里面也有精华和糟粕，要集成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要集成也要发展、宣传甚至吸收别人的精华。
问：我有一个问题，刚才听您讲了一个现象，中国的庙都是在很边缘的地方，而欧洲的教堂都在城市的中心，我觉得在欧洲也好、在阿拉伯世界或者是在美国也好，我觉得他们宗教的力量比中国强很多，中国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各式各样的教派，但从来没有一个战斗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打的，而且所有的这些方丈、这些天师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您觉得宗教对于不同文化的影响力如何？我想更多听一些您在这方面的见解，谢谢！
答：我对宗教的看法是，第一，只要人间还有苦难，对自然、宇宙还有东西解释不了，宗教就还会存在。第二，你刚才讲了现象，欧洲有很多宗教战斗，包括30年宗教战斗，但是中国的冲突很少是因为宗教战斗起来，这点可能和佛教的特点有关。佛教的特点是多元，并不排斥其他的，另外佛教是八个字：忠善奉行，诸恶不做。宗教会长期存在，因此应该执行宗教自由的政策。
问：如果中国企业到欧洲去，有很多方面的考虑，从文化方面考虑，哪个国家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最接近？
答：中国的企业家走出国门到欧洲去，哪个和中国的文化最接近？我待过的4个国家，荷兰、罗马尼亚、德国、卢森堡，我觉得它们都一样，没有特别和中国有最接近或者是最不接近，都差不多。他们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理念也差不多。
问：最容易相互包容，就是商业角度最容易成功？我觉得荷兰的国际化程度最高，这个是我大概的印象。
答：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为什么走出去？走到哪儿去？怎么走出去？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点是所在国的法律、背景。与哪个国家的文化最接近我不好说，荷兰人说自己是欧洲的中国人。我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说荷兰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回答，第一，和亚洲的传统关系很久很密切的是荷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占领台湾，郑成功打红毛鬼不就是打荷兰吗？当时国内还叫我查找，郑成功打败荷兰人，荷兰人向郑成功的投降书是否可以找到？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原来郑成功在荷兰不叫郑成功，而是国姓爷。所以荷兰文中有很多闽南话，春卷就是薄饼。第二，他说荷兰人的性格是欧洲唯一一个和中国人最接近的，接近在什么地方？他说暖和，就是外面冷里面热。我说我在荷兰14年，还没有感觉你到有什么热的，我说你们要注意荷兰有的地方还蛮小气的！
我认为所有的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文化都很尊重，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很崇拜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不太有偏见的欧洲人是很重视这个的。
问：我想就您刚才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餐车上的例子，一个是我们幼儿园小朋友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是举世公认的，这种成就，拿中国的列车员来说，你拿餐票去换矿泉水他绝对不会不给你，他可能会以服务的理念来支配他的动作。我们中国人可能从小受到距离的熏陶、约束，这两点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
答：灵活性和原则性，我觉得最好是结合。这里我再补充一个德国的例子。我在德国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有一个客人晚上要来吃饭，可是厨师说厨房里面没有西红柿了，就去买西红柿。德国的自由市场星期六只开到4点，我们的车开过去时已经4点超过5分钟了，西红柿正在收摊的过程中。我们就问德国人说我们想买一公斤西红柿有急用，他说4点零05分了，不能再卖了。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汤一定要有西红柿，是否可以宽容一点，而且你们还在摆，他说规定时间过了不能卖。但是看你真的很急用，我送你一公斤，但不能再卖了。我觉得德国人这种严谨就是很遵守纪律和法规的表现，这是法治国家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就是很按规矩办事。不单是德国人，其他欧洲人也一样。所以我主张，相互互补，我们中国人应该学学他们的严谨，他们应该学学我们的灵活性。简单一句话，用我们中国的文学来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人？“内正外圆”，“外圆内方”，内方是我们的原则，外圆是我们的灵活性，我觉得他们和我们都应该这样。
问：我知道有很多中国人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比如到荷兰，都会到红灯区去看看，这就牵涉到一个色情业的问题，色情和外交、经贸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在中国，色情业也有一些按摩店等，我们做贸易都会遇到这样的店，但是到欧洲去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想请问卢会长，一是您在外交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色情？第二个问题，对于思维文化、东西思维方式对色情方面有哪些影响？
答：第一，你讲的中国的旅游团都去看红灯区，在荷兰这些红灯区的人被叫做玻璃人，因为是在玻璃窗后面坐着的，而且这些玻璃人现在都会讲一些中文，“要发票吗？”我想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倒是一个值得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来研究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性、色情、红灯区，曾经有些人不断地讨论，说欧洲是红灯区，利在哪里弊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有管理比没有管理的要好。
东西方文明在色情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我觉得从欧洲人来说，对色情或者说对性，可能会更加开放一点。这种讨论会在孩子时就进行教育，而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更封闭一些。封闭有时候造成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如果一本书被禁止，可能流传得会更快，所以可能是这样的差别。
问：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您不断地谈到我们的逻辑、哲学、技术是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我想我们的这个思想由来已久，西边有山、东边有海、南边有路、北边的人很少，这对我们来说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总是很有效的。我们从元朝到清朝都是这样做的，您觉得我们在新时代下面这个求同存异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利益？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从历史来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40年有很多的欧洲国家要打开中国市场，提的是要开放门户、贸易自由。你发现现在中国给欧盟提出的就是要开放门户、贸易自由，希望他们继续执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照我看，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不一样，经济情况也不一样。第二个情况，中华民族有过4次振兴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都失去了。第一次是600年前，当西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中国的郑和下西洋走了很远，但是当时郑和带了瓷器、茶叶、刺绣三样东西，我们没有拿一兵一卒，没有搞任何殖民地，可惜的是回来之后，禁海，没有把航运和贸易的联系继续下去，断了。第二次是日本搞维新我们搞洋务运动，但是由于我们的封建王朝，洋务运动失败了。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科技革命，亚洲的“四小龙”都起来了，我们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机遇失去了。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是第四次中华民族起飞、振兴的时候，这个机遇不应该再失去了。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或者是按中国的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华民族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6个字的旗帜。
问：刚才说了求同存异的一些提问，我的问题和他有一些类似。今天您谈了很长的时间，和我们讲了很多种西方思维的差异，我想问一个问题，按照您这么多年的经验，除了一些人类的本性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上有哪些地方可能是相同的？
答：我觉得思维上相同的还是很多的，甚至说有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特别是在考虑问题方面。我觉得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首先都是人。人有很多的共同点，比方说追求自由、热爱和平、友谊，这种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且有时候有深浅不同的解释，角度不一样但核心一样。我问过一个哲学家，人的嫉妒是不是人的本性？他说是的。但是他把嫉妒分了三个层次：他说比如明天德国的足球世界杯要开始了，体育比赛中的嫉妒是积极的。人际关系中的嫉妒是消极的。嫉妒又是衡量真爱情和假爱情的标尺，真爱情是一定要有嫉妒的，没有嫉妒的爱情是不真实的。但是他承认嫉妒是人的本性，从小就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说，人性有很多的共同点，这点很重要，看到差异的时候要看到共同点。
（2006年6月8日）
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程
洪修平
演讲者：
洪修平教授，江苏省苏州市人。1977～1981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1～198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读研究生，师从孙叔平、王友三教授。1985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师从严北溟教授，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1995年受南京大学委派，先后到美国贝鲁特学院、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访问研究并讲学一年。2000年赴德国访问讲学三个月。
任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老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的教学与科研，已出版《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中国禅学思想史》、《禅学与玄学》、《惠能评传》等多部学术著作，并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先后主持国家八五社科基金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史”、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禅宗与全真道心性论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专项研究项目“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以及江苏省“九五”社科基金项目“佛道哲学与传统医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
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在座各位都是各界的精英，有机会到这么高级的学校亲身感受一下精英们学习的状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