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我和三哥都该上初中。我们都考上了，小学老师通知过我们。名次榜第我们俩都不知道，听说在中学里贴过榜，但学校在七八里之外，我们都没有赶上看。大哥回家倒是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他的老师朋友说的，三哥名落孙山。其实三哥并没有落第，听大哥的意思是名次太靠后了，他才这样说。在民勤话中，山和三的发音是一样的，三哥的排行刚好是孙三。这个巧合好像给大哥增添了乐趣，他有空就用“名落孙山”取笑三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那么让大哥高兴并且津津乐道，家里因此添了些快乐的气氛。每当三哥遭到大哥取笑式的打击、挖苦、讽刺的时候，三哥就低头笑着听，可我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羞却和无奈。三哥对这种莫须有的消息并不抗争，只是红着脸接受。据我观察，三哥的脸越红，大哥越高兴，说得越起劲。
同样对待的是孩子，在七八年之后侄女升学考试的时候，大哥表现出来的紧张，宽厚，仁慈是任何人都不能比例的。
大哥当时只是略略地提了一下我的情况，说我还行，大概是第九十名。他对这个消息的含糊其词让我更加怀疑他的品性。大哥没说我并不是他对我有什么恻隐之心，而是另有原因。我不讨大嫂喜欢，当然也讨不到大哥的好；非但如此，我自己也时刻警惕和他保持距离，严厉的神情总有些力量的，它迫使大哥不敢随便取笑我。此外，我的学习成绩不至于让他信口开河地说。小学五年，我的奖状贴满了一面墙；我不但得校级三好奖状，也得辅导站（管理十二个小学的单位）级奖状，这些他心里一定不痛快。那一面墙的奖状只让一个人高兴，那就是父亲。虽然他心底里希望那奖状是儿子的，但是我得了他也高兴。
中学离家远。我不再能象以前那样贴在母亲的身边给她出一些有用或者没用的主意，家里的气氛没有因此变坏或者变好。我的心里负担却更重了。许多事情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会有人告诉我，我只能靠看大嫂的脸色来推断。课堂上，我的学习的时间如果能占想家事的一半，那我也成了顶尖级别好学生了。结果不是。我在初一的时候成绩下滑了不少，中学里的第一次考试，我得了全班第六名，而全校初一年级有七个班级。课堂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玩预测，预测家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经常把乐极生悲的原则贯穿于其中，如果哪天在学校里玩高兴了，就怕回家碰一鼻子灰。这种方式的预感，肯定是应验过不少的次数，要不我不会坚持那么长时间。为了不碰大嫂怄气二哥闹事的灰鼻子，和同学们的玩闹常常会被我嘎然而止，我克制着不让自己高兴，希望以此来换取家中的和平。
星期一到星期六，我都要上学；还因为家里的住房紧张，晚上我和奶奶睡。我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所以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对家事的印象是模糊的。但这其中的一件我却想忘也忘不掉，因为它仿佛是刻在我的身体上的。大嫂不做饭，母亲做的饭她也看情绪爱吃不吃。二哥，已经敢给母亲甩头甩尾的了，母亲做的饭不合他的口味，他就“哐”一声碗扔到桌子上不吃了。敢情母亲也闹了情绪不好好做饭，那个冬天，我们家的晚饭基本上就是煮土豆，天天吃，天天吃，以至于后来我看见土豆就反胃；现在也是如此，没有特殊情况我绝对不会吃土豆。
灰蒙蒙的日子过了一冬，到了春节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情。那天吃过晚饭，我和往常一样洗碗洗锅；后来端着锅往院子里泼水的时候，手里打滑，锅连同水一起扔了过去。“砰——”一声，我们家的那个双耳朵的铁炒锅成了两半。打掉了家当当然可惜，不过倒也还好，没有谁说我一句。晚上我去和奶奶睡觉，把这事告诉了她。奶奶一听，“啊”了一声表示惊愕，她整理被褥的时候又自言自语地说：“上正大月的，破锅破碗的不好。”我脆弱的神经上仿佛被坠了块石头，不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