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究没有见到二哥心意的那个女孩子，怀疑是人在谣传。其实家里也希望如此。农村里不认同自由恋爱，认为自由恋爱的女孩子没有规矩，不守本分。我父母的态度，也还是守着老传统，寄希望于媒言媒说。队里有两个和二哥相同年岁的，都相继地订了婚，二哥天天油头粉面的打扮，其实心里也做好了娶媳妇的准备。我也盼望二哥赶紧结婚，这样我就不用再给他洗衣服，收拾屋子了。媒人不难找，农村里有许多以做媒创收的人，这种被称为功德无量的事，既是增加不了收入，也能落个人情。每到农闲的时候，这些人就往返于各个适龄男女家，穿针引线。找上我们家来的是二哥朋友的父亲，五十岁左右，很专业懂行情的样子。
媒人给二哥介绍的，是邻村的一个女孩子。他说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好，但劣势是那女孩子的文化程度比二哥高，她上过初中二年级，二哥是小学毕业。不过她还是同意和二哥见一面。有一天，那媒人带着早早打扮好的二哥就去了。我二哥的模样，全家人还是有信心的。见面后第二天媒人就传过来好消息，说三五天后女方家要来我们家“看家里”。这意思是说，第一关基本上算通过。“看家里”是紧接着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女方家有分量的人来男方家考察。这些人，一般是父母，有哥哥嫂子的当然不能少，有姑妈姨娘舅舅的也在列，人数一定要双，一对人马，浩浩荡荡地开了来。男方家就得给每个要来的人准备礼物，整理铺盖，打扫院落，把重要值钱的东西都摆在现眼的位置，等待人家的光临检阅。要赠送人的礼物，当时流行毛毯，床单，被面等等非常实用的东西，母亲平时就有准备，我们家积累了不少类似的东西。二哥头一天就去城里割了几斤肉，母亲洗好，切成形状。那天大家都换了干净的衣服，整装待阅。
我早上上学的时候，母亲已经烧好了茶，锅里又热了水，只等人家来了。中午我放学回来，他们没来。因为家里的一切都是准备招待客人的，母亲没给我们做饭，我和三哥随便吃了点东西就上学了。我下午放学，他们还是没来。大家都预感到情况的不妙。母亲说说不定明天会来，约约的安慰了一下二哥。其实谁心里都清楚，第二天是单数日，按照习俗他们肯定不会来。第三天又是双日，我们全家又强打精神地等候了一天。最终他们没来。那天的下午，母亲把肉炒上，我们自己吃了。
二哥可能受了打击，蔫了几天。不过，毕竟还涉及不到感情，告吹就告吹了，谁不怕谁。农村里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去之后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平静。只是再后来的一天，我在灶台前烧火，母亲一边擀面一边问我：“理想是个啥东西？”一句问话惹得我哈哈大笑。我看一个词儿把一字不识的母亲搞得迷惑不解，真是好玩。我就连说带比划地解释了半天，母亲“哦”了一声，应该是比划清楚了。我问母亲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她说上午媒人来过了，说二哥和前几天的那个女孩子见面的时候，那女孩子问二哥：“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二哥答道：“劳动。”那女孩子想了几天，觉得二哥不行，这种理想的人没什么出息，她考虑再三不愿意了，所以也没来“看家里”。母亲说：“那你二哥说的对啊，农民不劳动做啥呢，开飞机啊？”我也觉得二哥的回答实实在在，稳稳妥妥的，不知那那女孩子怎么想的。大家都嘲笑她好高骛远，同时这件事情也算彻底结束了。
自那次相亲以后，二哥成熟了一些，也更让人琢磨不透。那间小屋就是他的天地，关着窗户，拉着窗帘，插上门闩，他可以常时间地呆在里面不出来，别人也无法进去。一旦出来，他顺手就锁了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秘密，我是真想看看。终于有一天，可能是屋子里脏乱不堪了，二哥在里面捣鼓了一阵子，打开门，让我给他收拾收拾。那真是个“宝藏”之地，床单，被子，衣服，堆满了炕。我一边收拾，一边悉心查看可疑的东西。写字台的抽屉里，没什么；炕面上席子底下，没什么；我打开了闲置在屋角里的炉子，发现了异常的东西：里面装了无计数的烟头，加上屋里的那种难闻的味道，我明白一些什么。父亲仍然管束着不让他抽烟，发现就毫不手软地经济制裁，所以二哥的该项活动还是一直在地下进行的。父亲不在家时，二哥也不敢公开抽，他怕别人在父亲跟前告他的状。我也是他防范的一分子，但我从来都没有告过状，虽然我常常拿这个来威胁他。除了抽烟这个秘密，炕旮旯里的一个木头箱子也十分可疑，二哥上了锁，我无法探究到什么。我觉得二哥神情之诡秘，行踪之不可琢磨，态度之喜怒无常，秘密全在那个箱子里。
其实那时候，三哥也有个小一点的箱子，他也上了一把锁，两只小钥匙挂在裤腰带上，但我对他的箱子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想来，制造秘密都是人那个年龄段的生理表现，我自己把几个笔记本封装起来，让母亲锁在她的箱子里，从而加上了一层我希望的神秘感。我之所以对二哥的秘密感到紧张，还是他当初老说自杀给我留下的后遗症。虽然大嫂他们搬出去后家里没有了尖锐的矛盾，但二哥的心胸狭隘，三哥懒惰而经常被母亲袒护着，诸多因素让我感到二哥过得一点都不快乐；我怕他想不开，走上邪路。那时我也真不懂得这些异常是人生种种迷茫中的一种。农村孩子的所有异常行为，都被归结为“不听话”，成长中出现的问题、烦恼都得自己消化，消化不了的就落病根子。我二哥就真是落了这样的病根子。
我耐心地等待探究秘密的机会出现。等着等着，那机会就终于来了。那天，二哥和他的朋友们骑车去逛城里了，走的时候锁了门，关了窗户，但是窗户里面的插销没插，从外面轻轻一推就开。我在确信二哥走了以后，从工具箱里找了一把螺丝刀，爬上窗台，推开一扇窗，悄悄翻了进去。里面的写字台正好靠着窗户，我很轻松地就进了二哥的屋。我没有忘记再从里面关好窗户，我知道母亲看见我做这事肯定会骂我。箱子上还上着锁，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我带了螺丝刀不是要撬锁，而是打算从箱子背后的合叶上做文章。我有意无意地看见过二哥和三哥互相间用这种方法撬过对方的箱子，而且很多次。看见了，我也没有在这中间穿梭告状，一直我就认为告状是一件很不道德、不讲义气的事。
我用螺丝刀打开合叶，从箱子背后打开了盖。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新奇的，烟盒我早就猜中了有，其他就是些杂志，书，放的乱七八糟的，像外面炕上一样。二哥爱看《大众电影》，订了好几年，可能都在这里存着。有几张信封和一叠信纸让我有点奇怪，不知到他想给谁写信。有几个子弹壳，皮带扣之类的东西也都在里面。看见这些东西，其实我的心已经放下一半儿了。没什么嘛，我完全是自己吓自己。为安全起见，我还是一本一本地往下翻，一直没有什么让我担心东西出现。
我偏要耐心翻到底，可怕的东西扁就要到最后跳出来吓人：两颗黄澄澄的子弹，并排躺在箱子底上！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没见过真子弹，但是子弹壳见过无数，而且知道，真正从枪里出来的子弹壳，底端都有个小坑儿；眼前的这两颗，我完全敢确认是真的：底端没有小坑儿，尖尖的脑袋还在，我试着拔了一下，弹头和弹壳结合得紧紧的。屋里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心也咚咚地跳个没完没了，我不一会儿就感到满头大汗，同时手觉得冰冷。虽然我知道，没有枪——那时已经没有民兵活动了，二哥的枪也早交给了武装部——那子弹不会自己飞起来，但我不知道，它遇到火、摩擦会不会爆炸。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它的正常发挥，我想必须把这两颗子弹拿走，才能去掉我的心头之患。后来我分析，我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决定采取措施，正是我“作案”的初衷，要不是为这个，我不可能逆着自己的天性去做这种类似偷盗的事情。同时促成我非排除隐患不可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一个远方姑姑的女儿，因为爱情上受挫，自杀了。她自杀的方式，就是点燃了含在嘴里的雷管，炸掉了自己的脑袋。出事之后，我叔叔去看了，说现场惨不忍睹。所以我对这种东西的恐惧早已经在极至。
拿出那两颗子弹的时候，我是屏住呼吸，谨慎到脉搏也仿佛停止跳动了的程度。我拿了出一颗，装在衣服口袋里，又拿了一颗装在另外一个口袋了，不让它们相互间有任何摩擦。然后我迅速地上好了合叶，把箱子放到原位置上，又从窗子里翻了出来。
我现在还为自己当时怀揣两颗“炸弹”的壮举感动，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用认为可能丢掉性命的办法去救一个不爱生活的人。
从窗台上跳下来，我注意到没有任何人看见我，我不那么紧张了。我在家里的旧衣柜里，找出一团旧棉花，分成两部分，分别包住了两颗子弹，然后把它们放在院子里一根常年不挪动的木头底下。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做处理。
是几天以后，别人都在睡觉，我比平常上学更早地起了床，把那两团棉花从木头底下拿出来，分别塞在书包的两个角落里，背着去上学。我本是要把他们扔在田地里的，想地里一浇水里面的炸药会失效。但是路上上学人很多，我总是出不了手。上学的路那天感觉很短，我在全神贯注地寻找扔掉子弹的机会，却不觉到了校门口。没办法，我又守着那两颗子弹上了早自习课。教室里书声朗朗，我也从书包里掏出了书；为了掩饰我心里的慌乱，我假装更卖力气地读书，而平常，无论老师怎么提要求，我读书从来都不出声的，我认为那太象低年级的人了。那天，我的同桌跟我捣乱，他说我快把板凳摇散架了。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只要我不刻意地加以控制，我的两条腿可就真在不停地抖动。
我一面读书，一面想办法，最后倒是真有了一个主意：我们的学校周围，就是大片的田地，把子弹扔到那里也不是不行。我避开同桌的眼睛，把两团棉花从书包里拿出来，揣在口袋里，从教室里留了出来。还在自习课中，校园里没有人，我快速地又溜出校门。本来这让老师发现是挨批评的事情，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校门口两边是两排白杨树，树槽里刚松过土，好像是准备好浇水的样子。我就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子弹埋在这里了。看看四下无人，我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把那两颗子弹从棉花里剥出来，捏在手里，脚尖在树槽里踢开两个小坑，然后迅速把子弹头向下插进土里，再用脚使劲一踏，子弹就钻到土里了。最后我又把那两个小坑填满土，用脚在上面扒拉了两下，踏了几个脚印，做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之后，我平静了许多。因为我敢确信，没有人闲着没事去扒土玩儿，而白杨树也很快会被浇水。一场险情总算被排除了。
在这中间，二哥曾说过有人撬了他的箱子，写字台上留有脚印，箱子上的合叶也是松的。二哥怀疑是三哥干的，但他没敢怎么说三哥，因为他自己无数遍地翻过三哥的箱子。让我感到庆幸的是，二哥始终都没有提起过那两颗子弹的事情。后来我想，那两颗子弹也许是二哥当民兵的时候无意间留下来的，他自己可能都忘了，我的害怕完全是自作自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