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我们搬进了新房。我躺在厨房的炕上说：“新房子就是比旧房子舒服啊！”这句话被很多人传诵，小孩子的话，简单，直接，明白，傻气，可爱。新房子一共九间，南向三间上房和一间梁房，东向两间的书房，一间小屋，两间的厨房。挨着厨房的街门上也盖了顶，冬天防风，夏天乘凉。每间房子都有玻璃窗户，里墙上搪了光滑亮白的石灰，比别人家的土墙洋气。就因为如此，我们的房子在那个小地方有点名气，不少人来参观过。旧房后面的那棵小枣树，也被移过来，栽在粮房的门前。这颗小枣树，在我们搬家之前已经开始结枣了，别人偷枣的时候，把树头给折断了。此后这棵树就不再长高，而是腰身变得越来越肥，遮挡住了粮房的门上，上房的窗户上，母亲说，也好，夏天乘凉。可喜的是，它年年果实累累，枣子我们现在还吃。
我上了学，每天早上跟着三哥去学校。二哥小学毕业，就没再去上了。二哥上了一趟学，打没少挨，书可没有多念几页，最后中学都没考上。家里多了一个劳力，解决了暂时的困难；但这是二哥悲苦命运的开始，我后来觉醒到。说是他自己不愿意再上学了，我认为也是父母的疏忽，过错；十四五岁，还是个孩子，推一把也许就在另一条道上了，至少他能再开开眼见，心胸也许会豁达一些。但是，命运就定格在了那一念之间。
二哥的眼光，最远，也就能看见村头的那块庄稼地。多的时间，他盯在地上。可他勤苦。庄稼地里的活，只要能干得动，就干，没有二话。自留地的集粪，全靠我二哥。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二哥背着粪筐去拾粪。这是春天种庄稼的基础，在二哥来说，也是乐趣，比念书识字强多了去。
同年冬天，我的侄子金金要出生。那时，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最多能生二胎，对已经生了我侄女的大哥大嫂来说，这生二胎是尤其关键的。农村的人，拼死拼活的都要生个儿子，要是没有儿子，自己觉得老无所靠，别人家的笑话也足够人受的。所以，侄子的出生，就是那年冬天我们家里的头等大事。农村里有讲究，说是新盖的房子里有邪气不能生小孩子，这给我们家难上加了难。我母亲胆小，此等大事更不敢马虎，她考虑再三，决定借一间别人家的旧房子让大嫂生产。
借到的是村南头黄奶奶的房子，老屋是有了年头的，但密实不透风，适合坐月子，有好几家的小孩子在那里出生，我母亲图它的吉利。黄奶奶愿意借给我们房子，是因为至少一个月之内，生活会有所改善，她那时六十多岁，和儿子分家一个人单过，生活很艰苦。我从大人的谈话中得知，黄奶奶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在那些困苦的年月里，吃人所不能吃的，做人所不能做的。据说有一年，奶**上生了疮，久不能自愈，又没有钱找医生治；人家说给她一个偏方：喝马勺背能治这种病。马勺背就是蝌蚪。不知道她是信以为真，还是病急乱投医，她是真喝了一马勺之多。人家的偏方其实是试她胆量的，没想到她真喝下去了。奇怪的是，就是这个骗人的偏方，偏偏治好了她的病。她也就把这个偏方当秘诀给无数的人传诵。在我这里，看见她，就好像看见一窝乱嚷嚷的黑蝌蚪在她的肚子里窜。黄奶奶人是不和我相关的人，但这件事，我一生不能忘怀，所以在这里顺带叙述。
一个大炕，整天被母亲烧得热烘烘的，一半铺的是沙子，大嫂就在这堆沙子上生的侄子，而且一直住到满月。沙炕上生孩子是老传统，在今天动不动就消毒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愚昧落后，但是这愚昧落后的方法也一样让生命延续不息，这是让我这种过来人始终感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