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安可以说是和王知绘一道长大的，很小便在一起玩，后来又做了同学。
虽说知绘比晓安年纪大了两岁多，上学却很迟，在居委会干部找上门去之前，一直野在那一带的弄堂里。她一出生就被送去苏州乡下，寄养在乳母家里，直到四五岁才接回上海，连说话都有些脱不去的苏州口音，那时的街坊四邻有许多都是解放后才入了上海户籍的，南腔北调的倒也不显得的她特出。
可能是因为自小长在农村，跟城市里孩子相比，她更胆大，也更会玩儿，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从家里出来，手上从来没有零食也没有玩具，吃的玩的从来都是从别的小孩儿那里拿的。不时有大人骂上门去，说她又骗了或是抢了人家什么东西，偏偏那帮不长记性的孩子还是成日里跟在她屁股后面玩儿。每次有人去告状，都是王家的一个老娘姨出来开门，口不对心的道个歉，再训斥知绘几句，从来没有王家的人出来说过什么。
两人最初相识，晓安就觉得知绘的名字好听，知绘却不以为然，她告诉晓安，那个“知”字是排行，“绘”字是她爹随便想的，不过是因为那个苏州乳母家里是画团扇扇面的。解放后没人卖团扇了，乳母日子不好过，常到上海来讨钱，她爹妈嫌烦，这才把她接回来养。
后来，随着年纪渐长，晓安越来越觉得知绘是个奇怪的结合体，从来没搞明白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七八岁的时候，晓安渐渐明白，知绘和身边其他的女同学是不一样的，旁人都要相帮家里做家务带弟妹，这些知绘都不必做，她只有一个哥哥，大她好几岁，已经念中学了，家里有佣人，连自己的内衣也不用洗。
晓安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弟弟晓霖成日淘气也叫人讨厌，但却从来没有羡慕过知绘，尽管还是孩子，便已经能看出来王家人态度的疏冷了。
王家的房子很大，还有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隔开门里门外的世界。直到初中一年级，晓安才第一次走进那扇门，虽然门里的世界已经破败，却还是让她大开眼界，她从来不知道一个四口之家需要这么多房间，数年之后，红卫兵从那幢房子里搜出来的无以计数的细软，更让她大吃一惊。
若是真要算起来，初一那一回，是她唯一一次去王家。知绘的妈妈总是在家的，却不曾露面，更没有跟她讲话。知绘也不叫妈，一进家门钻厨房里找了些吃的，大大方方的招待她。那个老娘姨看见了，便用家乡话骂知绘：“草包，就知道死吃！”
娘姨说的是安徽话，晓安略略能懂，所谓“草包”就是说人很笨，是什么都不会做的白痴。那个时候，她与知绘都已是初初长成的少女了，晓安自尊心强，平日里被爸妈说几句，就会赌气不吃饭。知绘拿给她的饼干糕点，她一口都没动，怎么也想不通知绘怎么受得了被别人这样骂。知绘却好像一点都不在乎，嘻笑着反问晓安：“自尊又不能吃，算什么？”
除了知绘，王家其余几个人极少与旁人打交道，但那块地方就这么大，又拥了这么多双眼睛，恁你是谁，什么秘密都不能有的。
邻居们都知道，王先生既是医生，也在大学教书，早几年出入总是穿西装，开一辆黑色福特轿车，直到那辆车报废，西装袖口磨出了线，再后来，街上再看不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了，王先生也开始穿藏蓝色中山装，衬衣领口和裤线也不熨了，不知是不是打扮的关系，整个人似乎一下子就萎了，话很少，总是低着头不与人对视。
王太太原是不工作的，也不操持家务，总是穿旗袍或者西式连衣裙，她不像王先生那般执着，至少表现得很前进，很早就改穿大襟上衣和涤棉长裤，一头精心烫过的卷发也剪到齐耳长短，但这身看似普通的打扮还是没能让她泯然于众，她看起来就是和别的家庭妇女不同，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她大声讲话，也很极见她笑，与人对视至多弯弯嘴角，眼睛还是冷的。
唯独有一次，晓安看到她露出笑容。那是一个傍晚，王太太走在路上，突然停下脚步，对这弄堂口笑。晓安也忍不住回头，想看看是什么让她露出这由衷的笑颜。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天边飞着淡淡的晚霞，太阳没了白日里的力道，像一个咸蛋黄。而在这温柔的背景前面，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孩子正骑着自行车从大路拐进弄堂里。那个人便是知绘的哥哥，知耀。
似乎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晓安体味到了一种陌生的感觉，像是指尖的一根刺，看不见拔不掉，却总是在那里，隐隐痛着，又忍不住要去拨弄它。后来，有整整一年，或者更久，她所有的快乐与失望，心情的起落都是因为这个穿白衬衫的颀长身影，都是因为知耀。
那个时候，知耀已经在念大学了，身形与神态很像他爸，也是学医的。若真要算起来，晓安连话都不曾跟他说过，甚至不确定在街上遇到，知耀是不是能认出她来，却总觉得和他有着与旁人不同的联系。
那种联系最初是因为一本书。当时市面上能读到的书越来越少，但像王家这样的人家自然是有些私藏的。晓安喜欢看书，知绘便从家里偷拿了一些给她，待看完了再悄悄拿回去。那些小说，晓安都读的极快，一两天便能归还，只有一本纪伯伦的《先知》，她读过了还想抄下来，知绘催了好几次，才还回去。
那本《先知》是许多年前的中译本，译的文白相间，读起来并不太顺，却有种特别的时光的味道。有些句子后面有淡淡的铅笔写的外国字，晓安的英文只有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水平，猜那是别人抄在上面的原文。书是四十年代再版的，上面的字迹又略显稚嫩，知绘的英文跟她脚碰脚，写这些字的人只能是知耀了。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描下来，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其实，晓安也知道自己根本没工夫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情。那几年和刚解放的时候大不相同了，不光是王家人的生活变了，她家里日子也不好过。
先是她爹雪城工作的商店搞公私合营，那时风头刚转，她娘宝月还曾庆幸，还好许家在鄞县乡下早就败落了，雪城当初也不曾沾手店里的股份，更没有自立门户出来做，不管他在店里管多少事情，行内有多大的名气，作为学徒出身的店员，成分总还是好的。
但世事的变化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很快所有定做西式服装的生意都停了，改做一些来自苏联的款式。再后来就是工农兵接管商业，雪城几乎就没事情做了，被送去一个干校上学习班。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他还是从前的老脾气，为人淡淡的，对有些事情不太积极，也不知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学习班结束就被打发去了崇明农场种地。
虽然雪城也不是什么享惯了福的人，从小做到大的，但真的干农活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初到海岛正是隆冬，寒冷、劳累，加上吃的不好，他得了病，也没有什么药，迁延不愈，慢慢就成了肺炎。消息传回上海，宝月四处想办法，但凡管事的、能说上话的领导都去找了，哭、求、骂、撒泼，样样都来，又拖了一个多月，他才被批准回城就医。
雪城住院的那段日子算是长病假，工资少到几乎等于无，一家上下的开销都落到了宝月肩上。她在街道工厂做事，收入菲薄，要喂饱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要留出一部份钱来给病人增加营养，压力不是不大，总是想尽办法多做事，好有些额外的进账。好在晓安大了，懂事也早，家里的事情几乎都能做，烧饭、洗衣服、每隔一天去医院探视送东西，都是她的任务。
去医院的那段路说长也不长，若是坐车，中间要换一次，总共三站。晓安总觉得麻烦，宁愿花半个钟头走过去，省下来回的车钱，晚餐桌上就能添一个菜了。每次去她总得拿许多东西，吃的用的，装在两个布袋里，提在手里勒出两条深深的红印子，沉得两边肩膀都塌下去。
那天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她经过一座桥时，左手的袋子破了，里头的东西落了一地。她急得要命，满地的捡，无奈只有两只手，捡回来了也没法拿。正不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拾了两只黄焦苹果递到她面前。她抬头，发现眼前的人竟是知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