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水浒的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情节。关键时刻，雷横的前同事现上司朱仝以自己的权利，私下里放了雷横，将这道梁子自己杠了。而插翅虎雷横，也只能上梁山发展了。
6.5林冲休妻与杨雄娶二婚女
林冲休妻的时代背景
水浒书中写男女家事的地方，集中在五个人身上，林冲与张娘子，武大郎与潘金莲，杨雄与潘巧云，宋江与阎婆惜，卢俊义与贾夫人，别的都一笔带过或者没怎么写男女之事。张青与孙二娘，孙新与顾大娘，算是施耐庵心中难得的模范夫妻，但基本没交代他们两家的夫妇生活，两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像母老虎，连是否有孩子都没交代。秦明、李应、花荣、徐宁、孙立倒是都有家室，但基本也没写具体。王英与扈三娘，是在梁山结为夫妻的，本来可以也应该好好写一笔，但施耐庵心中自有块磊，愣是不写这对世上最不般配的夫妻的生活。
其实，就是写的五对夫妻，也基本上没有好着落。林冲与张娘子是恩爱的，但在错误的时间撞到了高衙内，又在错误的地点闯了白虎堂，结果演绎了一段夫发配妻郁死的悲惨剧，是悲得不能再悲的悲剧，多少人读水浒都难禁泪水。武大郎与潘金莲，是一种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婚姻版本，天下外相丑陋的地方，武大基本都有了，而女人外相上最美的地方，潘金莲基本上也都有了。这桩错误婚姻版本，更重要的是为武松做的英雄铺垫。杨雄与潘巧云(为什么两个不好的女人都姓潘呢，估计施耐庵与姓潘的有些过节。)则是女因为寂寞而旧情复燃出轨，最后情致被杀的版本。潘巧云真正的是否出轨其实并不重要，其衬托的是石秀与杨雄的手足情谊。宋江与阎婆惜呢，则是夫忙妻红杏出墙的版本，是宋江脱离国家小公务员的前夜，梁山日后的山大王要有这样一刼。卢俊义的版本与宋江类似，区别在于贾氏没出墙而在家里找个男人，但与人私通这点是共同的。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五个女人做出了各种选择，但她们的命运几乎一样，都死了，一郁郁而死，三被杀，一人被剐，无一不是悲惨结局。
如果仅此，本文也就没必要写下去了。这五个家庭中，至少有两个女主人，其婚姻是很有些说头的。林冲的夫人张娘子，是被林冲以休书而休了；杨雄的太太潘巧云在嫁给杨雄前，是结过一次婚的。按照常规的理解，张娘子被休，那是奇耻大辱，林冲岳父张教头既不会答应也不该接休书的。不要说林冲只是发配，就是判死刑，也断无接休书的道理。但是，张教头接了林冲的休书？被休的张娘子只是因为一时激动而昏死过去，并没有寻死上吊，为什么？
在说理由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林冲的休书，那确实是水浒传中少见的性情文字，也是水浒传一书少数的真情文字，说明林冲对其娘子抱有万分的歉意。这也是林冲在梁山立足稳定后，想去接娘子到梁山的原因。只是其时斯人已化为花泥，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自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第八回）
除了偏爱这段文字，我还想借这段文字，谈谈休妻的条件，即男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按照宋时(其实不止宋时，宋以前大体也是这样)法律规定，七种情况下男人是可以休妻的：
一，无子；二，淫；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忌；七、恶疾。
这七条，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七出”。按照这七个标准，林冲如果主观上想休掉张教头的女儿，是有过硬理由的：无子。其它的理由，基本上不适用；如果一定要找，第七条沾边，林冲的娘子既没生男也没生女，可能有恶疾。但是，林张二人是恩爱的，书中也没有林冲的娘跳出来因张氏没有生育要林冲休妻，所以，在林冲这里，根本没有主观休妻的前提。
再嫁在宋朝是很平常问题
杨雄虽不是达官贵人，但怎么说也是当地检察院的刑警队长兼首席行刑师，算是地方名人。以这等显要之身，为何肯接受一个二婚女人作老婆？
原来宋朝时婚姻观念，与后来的明清时代不同，并没有那么多的贞节约束，男死女嫁人，或者回娘家待价而沽，都不是什么稀奇事。否则，一旦林冲休书到了，张娘子要么当场上吊自杀，要么出家为尼。而以林冲之善，如果休书致爱妻有殒命之虞，他是断不会轻言休妻的。同样，就算杨雄不介意娶二婚女，但世俗力量如家族、朋友是否容他娶，也是个难题。
时光到了宋朝，婚姻关系上取得了较大突破。唐五代时期的非常严格的门当户对观念，此时已经因为经济日益发达而发生了改变。在继续讲究权贵互为婚姻之外，权贵阶层与富裕阶层开始互相攀援，成为宋代联姻的一大特点。前者如王安石，虽其为人执政相当严苛，但在儿女婚姻上，王安石远不像他的政见那么坚定，而是非常务实地选择，女儿嫁给了权倾一时的蔡京(水浒传中有此人啊—博主提醒)的弟弟蔡卞，而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宰相吴充的一个儿子。同样，吴充的一个女儿，则嫁入名相文彦博家。
而后者的一个证明，则是名相晏殊选择富弼为婿，富弼后来为相时，则与时俱进般地选择冯京为婿，这个冯京，家中几无政治地位可言，但却是不折不扣的豪门富户。
宋代特殊婚姻景致：榜下捉婿
并不是所有的富户都能攀上太师、宰相这样的显贵。但人富了，时间与空间也就不是障碍了，办法也就多了。于是，每年春闱考试发榜的时候，在京城里，在考生们出入的地方，专门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目不转睛地等着谁在接榜。这个群体中，主要茶商、盐商等商贾之流。这在宋朝，有个特殊的名目：榜下捉婿，是宋朝仅有的寻婚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富人在榜下捉婿时，大多不考虑被选者的长相、家庭，而只考虑其是否中了状元、榜眼、探花。这些问题，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或者说这是可被忽略。毕竟，一旦考入前三甲，就预示着此公下政途的不可限量。果如此，财富与权势的结合，将昭示着一门新权贵的诞生。
作为宋代特有的经济与政治寻租的婚姻现象，“榜下捉婿”在当时是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萍州可谈》中的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当时已经成长起来的一大势力阶层--富商阶层选择女婿的一个特殊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捉”字。不仅生动传神，更重要的是，这个字反映了一种主动精神，一个财富阶层通过与政治权力联姻后，家族保值升值的企图心。这个事例说明，日后影响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至少在宋朝就有了前兆。
在中国古代，一桩新兴事物要流行起来，往往是要政治领袖或者意见领袖带动下才可能兴起。榜下捉婿这件事，带头即是最高权贵。宋仁宗当政后，扩大了科举的范围，榜下捉婿也是从这时起兴盛起来的。冯京做了状元后，外戚张尧佐即将冯请到家中，在送金带时，也将女儿许了过去。不过，螳螂捕蝉，难免黄雀在后，宰相富弼也相中了冯京，结果冯京被捉入富门。
有了权贵们做捉婿的榜样，富翁们也就蠢蠢欲动了。宋徽宗时，洪皓前脚刚被点中状元，即有王、朱两大权贵要揽他入婿。一些富商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捉婿有时变成抢婿，大海商、盐商、茶商都是捉抢的先锋。
捉婿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而且每年只有一次，时间与数量都有限，于是，财富阶层与权贵阶层选婿与择妻的目光，很快由榜下跨越到庭前，开始在更为广泛的层面选婿。有意思的是，权贵阶层在寻找富裕阶层，富裕阶层寻找权贵阶层或潜在的权贵阶层，开成了宋代婚姻的一大风景。当然，这道风景的区域是有严格的阶层限制的。
投降宋王朝的吴越王钱俶(即杭州一带供奉的财神爷)的儿子钱惟演，将妹妹嫁给了权贵刘美。刘美何人？宋真宗刘皇后之兄也(其实，在嫁给真宗前，刘皇后的亲夫即刘美，刘皇后为避嫌让前夫做了自己的哥哥。宋时婚姻开化，亦可由此观之)，不折不扣的外戚显贵。财神爷的女儿嫁给了最显赫的权贵，是非常宋代的联姻。
说起刘美，还要多说几句。由于出身低微，刘美更愿意长期在市井中厮混，使他得以非常便利且直观地了解富豪们尤其是新富豪的动向。于是，与官场毫无瓜葛的马季良成了刘美的女婿，令很多权贵层非常错愕。其时，马氏的茶叶生意正做得如火如荼，只是很多人少关注而已。
宋仁宗时有件公案，折腾得满城风雨。宰相晏殊推荐凌景阳出任馆职，宋时馆职与翰林差不多，是顶级级文化人的岗位。应该说，晏殊尊为宰相，文章诗词也很了得，推荐的凌景阳肯定也不差，但凌景阳的出任资格还是受到质疑。其中，以谏官王素与文人领袖欧阳修的全力反对，理由是“结婚非类”。
何为非类？后来被披露出来了，凌景阳娶了当时开封(首都)最豪华酒店老板孙氏的女儿。非常有意思的是，凌景阳担心自己年龄稍大，婚前瞒了5岁。婚后才知道，孙氏女胆子更大，整整瞒了10岁。
要不要同情一下这对夫妻？如果凌景阳不是出任那么有争议的职务，如果主张者不是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婚姻闹剧了。
而对凌妻孙氏而言，大可以离婚再嫁。在大宋朝，富有而再嫁，是非常受欢迎的。即使不富有，再醮也并不是难事。潘巧云嫁给杨雄，就是这样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