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安娜，那个在26年前同郭沫若结婚仅五天，就再也不曾与他谋面的张氏媳--张琼华，日子又该是如何一番景象？郭沫若幼年时代读过的书、用过的文具、留学时候从日本寄回的信她都一一收着，而此生，她除了郭沫若的一个感激的深躬和两首亲笔诗之外，什么都没有。
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顺理成章地一步跨上名誉的峰巅，各种职务、头衔、社交活动，他的确不折不扣地当家作了主人。他是新中国的领导成员，他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代表。这把枪是一把指哪儿打哪儿的枪，这是一只不分清晨黑夜就打鸣的雄鸡。
在随即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更是转变惊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红卫兵，都成了他笔头的好素材，他甘愿为他们毫无保留地牺牲自我。不过这一切作不了坚固的盾牌，甚至写给江青的颂歌也不能赋予他特权，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前后两个春天相继遭迫害致死，而他还要作"没有教育好子女"的自我批评，他晚年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用于翻抄已故儿子的日记。
红楼梦中曾有一段惊奇的论述，说："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植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云雷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讶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郭沫若便应是这亦正亦邪的其一之人。其才情和其怪诞之气交糅杂错，实在难在其中划定一条明朗的界限。
果然，郭沫若在困境中存活的秉赋大大高于常人。他挺过了文革，等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大好日子，看见了国家科学春天的降临，他仍然具有振臂高呼的体格。
历史松开了保守的缰绳，时间陡然汹涌为天地呼啸的大风，轰隆发声。郭沫若站在狂躁翻动的史册旁边，像站在一汪咸水湖边，就算他野蛮地一猛子扎进去，抑或优雅地纵身跳入，都会被其中巨大的浮力推上岸。他的双眼枯槁，隙缝里都塞满了欲望的水草，它们像渔网一般捆住了他的心，而这颗心的挣扎和反抗怎么看起来都如此软弱和姑息，它俨然已是一口几乎被尘土掩埋的废井。
1978年6月12日，这颗顽强的心脏顿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