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文革接近尾声，可72岁的沈从文却流下了悲恸和愤懑的泪，他做了无数的学术专题，只有服饰史的研究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进行着，其它门类的编著根本等不来一双有兴趣的眼睛。而且在文革中，两麻袋的服饰史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可尽管他再没能力接驾一句无谓和冷淡，也终究还是没有等来他渴盼的一声应诺，先前的忍耐、倔犟和挣扎都使得他被外力更加狠地踹进了一间没有钥匙的地下室，这回，他的世界是真正被沉默和黑夜盘踞了。"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沈从文致馆长信）。还能要求这个已经看见坟尖的老头再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他的心是一座一辈子都在被人随时闯入的宫殿，安置在里头的所有珍宝和藏品都被摔了个精光和粉碎，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凶手曾经在里头酗酒和残杀，他们都曾得意地嘲笑过这个乡下人的愚昧和自负：不过是个肥皂泡泡，带着漂亮的光亮和脆弱的形态，却非要一个劲儿的往上升，想跟遥远的星球对个话。已无从追究到底是哪张嘴将他吹破了，只知道"叭"的一声，没有了，可谁知道这张残忍的嘴，这恐怖的凶手，吹散的是这个乡下人脑髓，他的血和肉！
五
1978年，沈从文离开了历史研究所，到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之后，他先后住在两处位于崇文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里，第一处在崇文门东交民巷口上，在新侨饭店隔壁（现在的前门东大街3号）。这里现在依然热闹非凡，而住在这里的人，对他的名字，现在一定是叫不出来了。人的生命看上去彼此紧密得血肉相连，实际上彼此疏途万里，少了哪一个人，无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有多重要的人，日子也还是会欢欣鼓舞地颠着往前跑，重重地扬起一阵尘土，又轻轻地分散了，落下了。
1983年，他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的寓所中捱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而言"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应当是最悲切的豁达。（因为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司机、汽车、高干楼，尴尬地给了一个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这一切的人）。
站在这所房子外，人们能看见老北京火车站的塔顶，沈从文肯定不只一次地想搭上一趟回故乡的车，远远地把这个闹哄哄的城市撇在身后。不过，他也知足了，楼前不是有一截明城墙吗？而竟然是北京城现在唯一保留下的一段老城墙，这可真是老天和沈从文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玩的是他，笑的，是远没有终结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