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改见到我，给了我一个拥抱，哭了。 我当时正在关外著名的文化大楼下面，准确说，是在一个天井里。那时候，我正抬头仰望头上正方形的一块天。正方形的天是关外的天。
关外住着来自全省各地小县城的人们，当然，也有一些外省的，比如我和几个自以为是的大学生。这道关，把犯罪分子和缺少自信的人一并挡在深圳外围。有了它，城里人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妥。安全指数，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因为这道关，我们这个地方被称为关外。七公分，指的就是一条铁丝网的宽度。也因为这绵长的铁丝网，许多人，也包括我，没有机会见识深南大道和国茂大厦什么样。
尽管如此，并不会耽误我在两个星期前写信向郭小改抒情。“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这是现成的话。我把这首歌词的上半句挪到信里。我知道，这些话，会对郭小改这类人起作用。她是那种冲动的血型。还曾经煞有介事地说，这样的血型适合搞艺术，尤其是纯艺术。
话说回来，郭小改抱着我哭的当口，徐森林带着南方的下午阳光走了进来。他的头发留得像女人，搭在肩头，甚至有几缕温柔地立起的领口处。看见我们这个样，只是傻笑。他傻笑时把嘿嘿的声音也带出来。顺便甩了一下他闪着油光的发丝。这一系列的小动作，让我干燥的眼睛有点湿润。尽管我的脸和身体此刻因动情而显得有稍许僵硬。
估计郭小改的眼泪流完了，我改变了一下身姿。虽然她和我保持一小段距离，但是我们的手还拉着。她盯着我的脸说，“真是想死你了。”
我低下头，泪水终于滴在皮鞋上面。嘟噜一句，“我也是。”没人明白，在心里我期盼着郭小改早日到来。在学校，她是我唯一的姐妹，只有她明白我的艺术理想，人生追求，也真正关心我的终生大事。我知道她此番到来，就是为了改变我人生的。
手挣脱之后，我拖起了地上一个棕色人造革皮包，样子甚至有些夸张。徐森林则跟在后面，扛着两只更大的提包登上了文化大楼台阶。郭小改细长的手上只捏着一个红色小外套。就是这样的一小件东西好象累到了她。此刻，她如同一位受宠的公主，故意发出娇喘，眼睛四下瞄着，而脚步走得无比飘浮。显然她用上了我们都久违的猫步。
上三楼的途中，我们遇见很多人的眼睛。这些人有的站在楼梯上，收起身体多余部份，侧起身子给我们让路，顺便看一眼着装怪里怪气的郭小改和徐森林。也有几个靠在阳台上，互相眨着眼睛，交换着他们的兴奋。就像我们是一群来自北方的猴子。
郭小改才不管这些，自顾自地表现着兴奋和骄纵，用修饰过的发音来说话，用训练过的身姿站着或是原地走动。她把戏剧表演课上学到的东西挥洒得到处都是。倒是徐森林相对得体，他四下看了两遍，在进入我办公室的前的一秒钟，站在午后的阴影里，用他那种男人本不该有的樱桃小嘴，横空挤出这样一句，“他妈的，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
“真的吗。”我有些半信半疑，回过头追问。在这个既不是深圳也不是内地的小镇里，我常常觉得每个人都像蚂蚁，被放在了热锅上，至今也没有发现它的好。
“对！绝对是个好地方。相信我们的到来，一定会让它变得更好！”他重申了一次。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这样的嘴让我有些不舒服，我甚至想到，如果他留个胡子，把那个部位彻底埋藏起来倒是个好办法。
“如果你们再来晚点，我就回去了。”我嘟噜着，鼻子竟然有些发酸，有了倾诉委曲的意思。因为，我想起自己如今还在打杂。一会收发文件，一会帮人化妆，有时还要帮着那些上台唱歌的人看包。要知道我才是学表演的。除此以外，还有那些孤独而被人误解的夜晚。比如，我不仅没有去过蛇口，甚至连二线关都没有进过。可就在不久前，有人说在蛇口见过我做那种生意。说得很详细，还说到我当时正在荔枝树下与人价钱。有的人还建议，单位应该解骋我。
“所以我们马上就来了，也是祖国在召唤啊。什么都顾不上了，本来不该那么急的，毕竟有些事情还没等处理好。”徐森林对着我说。
“也没啥大事。”听了这话，郭小改意味深长地打了一下徐森林手臂，并与之深情对望。徐森林笑了，不再说什么。用绝对艺术的身段，把手中的行李一件一件分别放在办公室沙发和地上。
此刻，一直坐在椅子上的老何突然站起身。他先是盯着徐森林看了两秒，随后又盯着郭小改看了一秒。
显然，在此之前，我们因兴奋而忘记了他的存在。慌乱中，我只好做了类似补救的介绍。可是声音太小，如同蚊子被粘在灶台上，飞不起来。他像是没听到，先是用了大力，掀翻沙发上面最大件包裹，并从下面抽出一本被压皱的《关外史志》。随后，挺直身体，用食指轻掠额上面一缕头发，踢开挡在路上的米色皮包，出了门。从头到尾，他的脸上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错乱。
“这就是那个老何吗？”木门“砰”地响过很久，徐森林才一脸吃惊地发问。
“是啊。你们应该通过信的。”我故作轻松地对着郭小改说。
郭小改脸色早已变成灰色，她说，“不仅是通信，通电话，上车前还联系过一次呢。他说过两次热烈欢迎。前面一次，后面一次，还主动提出要到广州火车站接我，我说不用麻烦了，反正都是公路。”
“对啊。他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徐森林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大眼睛，困惑地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清楚你们今天到，也还特意换了一件新体恤。下楼接你们的时候，我还跟他打了招呼，如果不是顾及身份，他差点也要去。”
之前是老何给郭小改发出的邀请，邀请信放在郭小改红色小包里，一路上他们经常翻出来看。老何在信里说，虽然是关外，但丝毫不会差过深圳里面。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同样可以实现人生理想。来了先试用，很快就调档。他还说，试用也都是形式，走走过场而已，反正是他说了算。
老何是个大个子，刚才的表情停在半空中，谁都可以看得见。猜想他走出门后，已经拐了弯，下了楼，我们才重新有了呼吸。
为打破死一样的沉静，我对着郭小改说，“你怎么瘦了呢。”
过了半响，她才恢复说话的本领，但声音显得有些飘浮，说，“哎，别提了，一路上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吐。”
“你肯定晕车了”。我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傻子，并不知道郭小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
徐森林恢复了笑，只是笑得有些没力，见了老何，他分明少了刚才的底气，头发从此再也没有甩起来。
无论如何，看见他们，我都觉得亲切，也突然生出踏实，这种感觉来到南方后首次拥有。虽然在这之前我一直反对郭小改和这个男孩子好。尽管他们是老乡，可徐森林为了郭小改就把过去的女朋友甩了，还是难以说服我。就凭这点，我说了他不少坏话。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爱郭小改，而是喜欢郭小改家里的人民币。
郭小改怀了孕还赶过来与我汇合，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甚至觉得对不起徐森林，不应该那么急切地催促她。不过，她的确想找到工作，早日实现理想。她说只要可以上台，什么苦都能吃，毕竟演员的生命很短暂。说到这些，她显得有些悲壮。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竟然说出下面的话，似乎是让他们知道，我也受过苦，而这些苦并不算什么，可以熬过来。“之前我在关外快呆不下去了，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鸡，而我不是。”
“你当然不是了。”徐森林瞪着一双眼睛吃惊地看着我。我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两个人变得不知所措。其中，郭小改的一只脚错了方向，被玻璃茶几的一角撞痛。
“怎么样才能不像呢，我没办法啊，因为我讲普通话吧。”我只好自问自答。
“讲普通话就是那种人吗。”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嘿，那种人什么样子？”郭小改没有安慰我，而是好奇地问了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快。
想不到，我们见面最先探讨的竟是这类问题。
“那种人喜欢穿黑裙子，化装、打眼影。”停了一下，我又说“郭小改，你一定记得不要那样打扮。”没人知道，那样的服装，被我千里迢迢带来并压在箱子最底层。那是我最后一次上台，饰演江姐时穿的，花了我整整两百多块钱，而当时我还只是个穷学生。
郭小改愣住了，随后她的表情有些夸张地说，“我们北方女孩都爱穿那样的服装啊，黑色才会令人高贵、神秘、雅致，这可是老师说的。再说了，学表演的，哪个不化妆呢，化妆有什么错。”
这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可是我的邻居和同事总是用鼻子哼一下，或是两句话打发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总之，我们南方人不会那样穿衣服的，再说了，你看我们南方人哪个会去做那种事呢，只有你们那些老乡。”
我曾被这混帐逻辑弄得哑口无言。当晚我有了好奇，准备按他们提示，去看看。可是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她们呢，那些我的北方老乡。
众目睽睽之下，我和郭小改、徐森林大谈妓女话题，似乎已经忘记老何带来的不快。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搞艺术的人一样，我们有意无意间把艺术与鸡婆这样的词高了八度提出来，然后再试着讨论。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这让一个楼里变得异常喧哗，每个人都过来看了我们几眼。
第一次发现郭小改是个人来疯。在学校，她有些腼腆，可这个时候她完全不顾自己刚到关外，还是一个外省人的事实，大声地说话，尖厉地笑，甚至变了调。
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天色，直到听见有人把办公室的门关得很响，才想起，早就过了下班时间。
徐森林也听到了。他用自己那双透着血丝的大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说，好了，你们两个别再说鸡婆的事了，今晚我们一起吃饭。他这样说话，让我们两个女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像是受了刺激，郭小改的声音变了调，“还要喝点酒。”
“你还想喝酒啊。”徐森林对郭小改说。
郭小改说，“我高兴，太高兴了，就要喝酒。”
“好，你喝吧，不过少喝些。”徐森林用他粗糙的嗓子笑了一下。然后把放在沙发上的一个皮包斜挎身上，对着我和郭小改说，“走吧，吃啥，今天你们爱吃啥就吃啥。”
“我知道，是个大排档。那里的东西最好吃。”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着线菜、炒田螺和老何的脸。
“好，我们就吃那个东西。”徐森森说。
“线菜？难道长了线吗。”郭小改扮成小姑娘神情，好奇地发问。
我说，“没有，都是这样叫而已。南方和北方有太多不一样，你以后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