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儿，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儿什么，聊聊天，后来便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上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仿佛是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点儿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入夜，在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像本地人氏。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暴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像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类聚集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售。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么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是有潜质的。我妈妈回忆说，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从小就是个淫坯。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胚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像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难以消化。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胚。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芬妮希尔》、《尤利西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语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瓷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这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什么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同我的假账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因为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时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像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喊“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地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哪些是鸡，哪些是鸭，哪些是鹅，哪些是同性恋，哪些是吸毒者，哪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涂眼影、唇膏的想模拟的那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像。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里来，从血里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黏稠而透明。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感觉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地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了。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味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底下，渗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他浑然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过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翘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账。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像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叫秋水，与庄周《华南经》的一章相同。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像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像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好线路，把他们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的烦躁，甚至至今都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账，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向前走，很晚才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