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完血，他去问医生：能让我摸摸我的血吗？
他就伸手摸了一下装血的塑料袋。他说：那么暖和，我的血。
2010年他跟我说，一听谈钱就恶心。2011年春天，他来深圳放映《余光之下》，后来有客家人请他继续跟进拍摄客家人的生活。2012年4月，他从闽西来深圳到我家来玩，带来一个18岁的小“助手”，是闽西一个叫培田地方的农家孩子，在一所中专学中医，认识很多草药。邓讲了很多培田村和他漂在北京的事儿，一直说到了天黑。
学校里不一定学得到什么，生活却催促他们长大。邓伯超身上的莽撞在减少，理性在增多，内心依旧狂野。据他说，在培田的拍摄可能还要持续一年。也是在2012年初，他忽然发给我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没有摄像机，这生命就没什么意义？？邓伯超的故事由他自己说会更生动，我始终都愿意做他的一个读者和观影者。未来很多事都留待这个狂野的身体深处带着温度的年轻人自己去讲述，是他自己积蓄出这生命能量的。
9.晏恒瑶的以退为进
晏恒瑶2011年夏天毕业。在湖南的父母想她能尽快在城里找个稳定的工作，或者离他们近一点。可是，她又去了她曾经不止一次去过的大理。我写过她讲述的那个在苍山半山腰上面对洱海的茶场。好像临毕业前她还跑去苍山茶场躲过一段清净。我也担心过，她还这么年轻，可别成了苍山隐士。
刚考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看父母在田地里干活实在太辛苦，一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她就把户口迁到学校，属于她名下的农田就被收回去了。这才不过几年，她并不像多数出自乡村的学生那么向往都市，反而总是被泥土和自然召唤，总想重新回到乡间。临毕业前，听她讲茶场，我跟她说，趁着年轻，可以看更大的世界做更重要的事，等到她四五十岁，苍山洱海都还在的呀。很快，她就去了大理，在茶场里工作了。
几个月后，她告诉我正犹豫是否下山，去一家外资酒店工作。很快她就换了这份新职业，说要抓紧练英语。再过一段，听她说了正在这家酒店做着的四件事情：
1.再生纸印刷，尝试实现酒店用纸全部环保再生。现在找到的有印刷品和生活用纸的再生产品。
2.有机农场，了解有机农场的生产和大理当地的农业发展，争取早日开起喜林苑（酒店名称）自己的有机农场。
3.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与环保咨询团队合作想出最适合当地发展的环保办法，融入社区并宣传环保的活动。这个团队是在上海专门从事环保咨询的，他们的专家来自世界各地，已经到这边来看过，我们正在尝试做一个更具体的方案。
4.茶，布置茶室，整理茶文化知识，策划云南的茶文化体验旅行。这是自己最擅长的一个部分。
她的乡人看，她从田里考出去读书四年，又回到了田里，这书怕不是白读了。但是看了这有点枯燥的工作介绍，晏恒瑶的现在，和她死啃书本迎接高考时比，完全不是一个人了。一年前曾冒雨站在我住的小区大门口的她，当时还望不见未来，一个人想长大，可真快。
现在，有时能在微博上看见她发一张阳光照在洱海上或什么野花的图片，会打开图，多看一会儿，想她的心境应该比挤地铁的白领们平静安详吧。
2012年3月，在信里她说：“？？想给自己办个护照了。”
这九个字看着普通，对这个安静又坚定的湖南姑娘意义非凡。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一毕业都奔着城市，所谓的北上广当然有吸引力，像晏恒瑶这样认准了自己的路，就一直走的并不多。我跟她说，这才是真正践行中的以退为进。
10.瑞丽的本子
那次和别人去外面吃饭，感觉负责点菜的服务员有点怪，始终有点别扭，不拿正面对着餐台，她转身要出去，被我认出来了：是去年大一我班上的同学吗？她有点儿不自然：就怕老师认出我来，还是被认出来了。我说：这有什么，打工嘛，没什么的。细问了她，每周没课的三个晚上来餐厅，每次工作三小时。问她累不累。她说还行，赚点小钱儿，还被老师发现了，真不好意思啊。想起来了，她的名字叫郑瑞丽。
离开餐厅的时候，她又喊来一起打工的一个男生。我说：我还认不得你。男生穿着餐厅的制服说：刚刚上过海子的课啊。
秋季开学，郑瑞丽大四了，她说想来家里和我说说话，怕以后毕业就很难见了。那天，她喊上一个女同学一起来，好像没人陪着，她有点儿不敢独自来。而这后一个女生又在半路拉上个理科的陌生男生。一下子，这么三个不同的年轻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场面有点散乱，各说各话。我心里很明白，真正有话想说的只是郑瑞丽，但是她还不习惯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独自来串门聊天。
郑瑞丽带来一个本子送我，是刚刚在过来的路上专门买的。她说买了本子，就趴在校内小日杂店的柜台上，翻开新本子的第一页给我写信，有人经过就问：你这是急着写情书呢？她也不理。
三个学生走后，打开这硬皮本，看到她写了满满三页的信，只抄其中一段：
??记得大一时，第一节课上，您让我们每个人写张小纸条，分别写自己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我没有写，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来自农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书，因为我之前几乎没有完整读过一本书。除了课本，那时我对您是抗拒的，不想让您注意到，但是上了您两学期课后，产生了想接近您的想法，非常想了解您，因为？？
直到这天，我才知道郑瑞丽是山西人。随后想起她在大一时候跟我说过，她和自己的妈妈缺少共同语言。想另找机会单独和她聊天，问这快四年时间里，除赚些零用钱外，读了什么书，学到什么东西，怎样规划未来。很快，海岛上的风也凉了，很快穿多几层衣服的学生们排队买寒假回家的火车票了，始终没找出机会和她聊聊。
2012年，用郑瑞丽送我的硬皮本做了这一年的日记本。
11.一个送外卖的同学
12月6号，以课上作业代期末考试结束，外面始终下雨，大家都走了，窗外满眼的花雨伞，教室中间只剩一个男生在白惨惨的日光灯下坐着。问他怎么不快去吃饭，他说等着雨停。他找了份送外卖的活儿，每小时五块钱底薪，每送一份外卖，五毛钱提成，一个月能赚八百元左右。
没带伞吗？我问他。
有伞，但是只要下雨，我就不出门，万一感冒了，这点工钱还不够看病买药呢。
他又说，没办法，明知道下雨天是送外卖的高峰，我又最怕下雨。
他给我看正握在手里的新手机，看着够时尚。他说前不久弄丢了手机，先借钱买了这新的，现在的人没有手机一天也不行。所以找了这份工，努力赚钱还债。
我离开的时候，他继续坐等雨停。
后来有学生告诉我，去肯德基上“大夜班”收入最可观，晚上11:30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30，每小时10元，比白班高2元，加了夜班补助，一个“大夜”下来能得到80元，整夜工作之后，很难保证正常听课。一个平时专做“大夜”的学生家境困难，学费交不上，生活费完全靠自己平时打工，误了很多的课，结果是挂科，一旦挂了，就没资格申请助学金，他们才是一所大学中最弱势的群体。
两个月后在深圳，我家旁边的麦当劳门口摆出一张空桌子，上面立一个有字的纸牌：麦当劳招聘送外卖，月工资2800?3000元。想到独自坐在空教室里等雨的学生，如果把这间麦当劳平行移到那所海岛大学附近，会不会逃课的人更多。随后想到在网上曾经见过一个女大学生站着上课的图片，太辛苦地打工，只要坐下去就会瞌睡。
12.片刻的暖意
课上说，诗歌课不奢望太多，起码能提示他们多感受生活中自然平凡又深邃的光泽。刚下课，贺如妍就急急地问：老师老师，你看见了吗？我的眼睛里有光。
当然当然，我都知道我看得见。
我知道有人用心上课，有人相反，也知道有人领受任务，把课上的某些情节上报。但是我不想搞甄别，甚至很怕哪个有任务的暴露了。上课的这个学期，我得均衡地喜欢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不偏不倚，不亲不疏，他们“夯不郎当”[ 镇江方言。一类事物的“所有”“一齐”“全部”“总共”，称为“夯不郎当”。
]都是孩子，都喜欢他们。
所有的闪光，并不是我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读诗的课，没经任何提示，几乎没有人长吁短叹模仿“电视腔儿”，多是平静地念诵，而不是肉麻地朗诵。每个人上台不过短短几分钟，脸上也浮溢出幸福。印象最深的是大二的雷雅婷，一屋子的人看着她喜盈盈地有点不能自持地读着诗，真是舒服。
有个男生上台来准备朗诵杨健的诗歌《暮晚》，又出现了张着嘴却硬是说不出方言，他赶紧喊一个女生上来帮忙一起念，两个人都在台上了，都读不出方言。男生有点儿为难地对下面说：“这是在家里跟父母才能说出来啊？？”下面哄笑：“就当我们是父母呗。”我在学生中间坐着，有女生从后面对我说：“遇到这种场合，就是说不出老家的话。”
虽然可能有障碍，一听说方言读诗，大家很快乐，纷纷来问：我们山西有没有什么诗人？我们河南有什么诗人？来自四川的会骄傲地说：我们要念《中文系》嘛。川话版的“中文系”三个字说出来，千回百转地好听。
李婧给大家读自己的诗《我就是我》，事先有解释：是11岁时写的，写在因早恋被父母老师批评以后。几句话很简单，她脸上显出了不屈服。成人什么时候真学会在意孩子的感受，这社会才开始学着正常。
广告专业的赵青山带来个小本子，抄着平时写的十几段分行文字，他说不知道这叫不叫诗，只知道写出来心里才安慰。我跟他说，这是写作的最自然本真健康的状态。也是赵青山，听了雷平阳的诗《祭父帖》，发来短信说，想到自己远在贵州上了年纪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