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那个泼妇还是被带到了镇上，不过是用绳子捆去的。夜深问话的时候，管区书记和村支部书记都出了一口恶气。捆她走的时候，一个貌似年过七旬的中年男人，蓬头垢面弓腰跪地，乞求大人大量高抬贵手。他跪着的旁边站着四个孩子，大的十二，小的五岁，都光着屁股，没穿衣服。
那个管区书记从那以后再也不肯在那个管区工作，与其他管区书记对调又没谁同意，所以只好将她安排到镇中心小学当支部书记。据说她到了那里以后，也是先分左、中、右。不长时间就搞得小朋友跟小朋友打，老师跟老师斗，革命的后代从小就能分清敌我友。
龙三旺也取代了那个村支书，因为在龙三旺家吃过饭的镇上的人，都说龙三旺好，没说他媳妇儿好。正因如此，那个丢了官又丢了人的村支书下台之后，有气就往他老婆身上出，打得死去活来的，说他的人都让她丢尽了，锦绣前程也没了。
戈宝林也懵懵懂懂地成了牺牲品。因为镇党委书记在总结大会上说：“我让你们开动脑筋多做新形势下行之有效的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没让你们开动脑筋掖付驴嚼环去吓唬老百姓呀！这传扬出去能不让人笑话吗！”
戈宝林走的时候，我和肖蝉荣都抱着他哭，都说他是个好兄弟。我说其实应该走的是我，是哥害了你。他说哥你甭说傻话了，你找个工作那么不容易。我比你稍微好一些，这里不行还有那里。他离开派出所后去了他老姨所在的县立医院，穿上白大褂当了医生。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无奇不有，而且又顺理成章一点都不为奇。原来他老姨用部队转业带来的钱，在门庭萧条的中医门诊楼承包了一间诊室，聘请一位乡下卖豆腐的老头儿扮成老中医专看跌打损伤腰腿疼。这老头儿当然也有点私密绝活儿，那就是熬膏药。祖辈流传到他这里，赶上不准私人行医的年代，卖了十多年的豆腐，重新穿上白大褂后还真是有点仙风道骨。戈宝林就这样跟着他收钱记账熬膏药，后来又灵机一动做起了膏药生意，成了医药行业的民营企业家。花钱买了地，花钱买了官，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政协会上一喊口号就是“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还以企业的名义向那位泼妇家送去捐款和包治百病的膏药，让电视台录像。泼妇不知就里，受之疑惑，尤其对那膏药，更猜不透政府的葫芦里竟还能倒出来这个。龙三旺告诉她：就是那个当年腰里掖着驴嚼环催公粮时吓唬过你的。泼妇“噢”了一声问：“这人还活着？”
有关戈宝林的成长发迹其实还有很多，这会儿就不说了。还是先来说说我自己。夏粮征购任务完成后，镇粮管所将所有应付给交粮百姓的收粮款转到镇财政。这就像过年杀了口大肥猪，满堂儿孙都喜不咧趄的。但他们该知道，这口肥猪就是被盘剥的农民，不是一口是一大群。盘剥之后他们还要再种庄稼再干活儿，不能像肥猪，长出一口气一了百了，因为明年的公粮提留集资摊派还等着他们交呢。
那几天镇财政办公室的门前屋内都是领钱的人，来领钱的又都是各管区的各行政村的主要负责人，百姓的血汗就由他们来瓜分。他们领完之后再相互打问叫唤不公，因为他们事先算着能领多少结果没领那么多，嘀嘀咕咕议论说这届书记、镇长比上届还狠还黑，扣下的粮款比上年更多。他们将领回去的钱与下属瓜分时，也同样是一片分账不公猜忌纷纭。因为各级领导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拨来拨去，总是留给自己的多，匀给别人的少，让手下人谁都难以信服。于是，刚给群众斗罢再开窝里斗，狗咬狗，猪拱猪。有一个村主任竟然在大街上吆唤村支书，说领回来的公粮款，都让他给他爹娘烧纸了。这让一街两巷看热闹的老百姓终于有了一点笑意思，挤眉弄眼说：贪了那么多，也不见得就好过到哪里去。
我们这些同样参与此项工作的临时工，也同样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那天庆功表彰盛宴后，镇机关的不少工作人员都借着酒劲数票子。因为镇财政给每个管区都发了提成，管区书记剥掉一层后再给属下派发奖金，每人一份，贼不走空。可偏偏这等好事就轮不到我们临时工。我问了其他部门的几个同类，都说没拿到，并且也都很气愤，说冲锋陷阵卖力气的时候唯恐我们不靠前，这个时候却想不到二大爷了。刘嘉能劝我不要管这事，说不就是包烟钱酒钱吗。他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只是有时去有时不去。我还是去找了老高，他打着哈哈对我说：“我正想找人把我这一份儿给你送去呢，因为咱们确实合作的不错你很聪明。”我说我不是单独想找你要这份奖金，而是和我一样的还有十多个弟兄，他们都觉着这事不公平。我那个兄弟戈宝林，不是因为跟着干这连饭碗都丢了吗？难道我们临时工就该只斗架不啄米倒霉还得算自己的？老高说“你那个兄弟没你灵活，就那情况下还不撒腿跑丫的”。我说他若那时临阵逃跑，你们当领导的不知又会说什么呢。老高说：“也是也是，反正都是当丫鬟的错。”他要我直接去找书记、镇长。因为管区发的钱，都是镇长按在编名额拨给的，没有临时工这一说，找管区书记他也没钱给你，只有让镇长另批上一笔。
去找镇长的那天下午，我们好像又没那么理直气壮了。尽管此前我们都怨气冲天，私下嘴硬，可一真要直面领导却又有点腿肚子发软似的。走在前面的是我和计生办的小钟，他名字叫二奎，听上去很有胆，哥哥像是打鬼英雄。可还是三步一回头，因为后面跟着的人距离越拉越大。再一回头，末尾跟着的两个竟然溜溜地缩了回去，其中就有刘嘉能。小钟问我怎么办？意思是要不咱也回去。我说“甭理他，咱去咱的!”
镇长对我们倒是很热情，老远地就招手喊“来来来”。原来他正在搬宿舍，一张实木大床，秘书和通讯员怎么也抬不出门。后面东张西望跟着的人，一见前面有效力的机会，立刻加快脚步抢了上来。我们这些人真就是这么个穷命贱命：提自己的要求胆胆怯怯，帮人干活儿却分外精神。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连秘书通讯员都没用伸手就全部搬完搞定。本以为有此一功镇长大人该受感动法外施恩，不料刚一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他就连连摇手说“不好说，这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怎么不好说他又不说，只是一声接一声地“不好说”。我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这位镇长大人的口头禅，凡是不好表态不愿表态的事情他都一律“不好说”。
第二天通讯员又去找我，让我再邀上几个人帮忙把书记的宿舍也搬了，因为每到暑天来临主要领导都要换个凉快屋子。帮书记搬宿舍的时候书记不在家，通讯员答应回头代我们跟书记说说，这让我们又将希望寄托于他。
隔不几日通讯员又说他的宿舍也要搬到领导旁边去，便于有事上传下达。这么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毛蛋孩子，居然也感到我们这些临时工比谁都好支使了。是去还是不去呢？当然还要去，因为我们的鼻子已被他牵住了。我要他答应搬完之后请吃饭，他说这没问题，“大盘鸡随便吃，啤酒随便喝，让镇上的哪家饭店送保准都屁颠屁颠的。”不料搬完之后他却没有了请吃饭的意，还说今天镇长、书记都在家，让他们发现咱们聚在一起吃喝不太好。就这么狗舔磨盘转了几圈，最终也没要上奖金也没吃上饭，倒像是又被人当猴儿耍了几遭，甭提多窝囊。刘嘉能说临时工本来就像块擦腚的坷垃，能随手捡更能随手扔，谁也不会将你看太重。他说老干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机会还是要出去扑腾扑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