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蝉荣的母亲信天命，她常常自言自语地设计，说假如当时能等等看看挑挑拣拣，甭说给上十个八个，就是能有个肯出四个窝窝头的，她也不至于就嫁了这样的人家。“就他奶奶的愣是没有！你说这不是天命又是什么？！”肖蝉荣有时也狐狐疑疑，说咋就那么巧，俺爹起五更去换大米，刚上公路就给查住了。如果他早起一会儿晚起一会儿，或者避开大路走小路，不就没有这扯****连蛋的糟心事了吗？！我说你们这些都是十分要不得的封建迷信！**********里连土地庙都拆了，连家家户户供奉的神主楼子都砸了，怎么时至今日还不知道感谢亲人解放军呢！肖蝉荣说：感谢你姑姥姥的个腿！
不过，话虽这么说，我有时心里也二二虎虎的。就我们的家世而言，几乎所有人的档案里都敞开心扉地写着“世代务农，历史清白”。从新中国刚一成立，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的那天起，我爹我娘我哥哥，就脚跟脚地削尖了脑袋想往革命队伍里钻，结果谁也没钻进去，足见那时的组织结构有多严密。没钻进去的原因也并非“朝中无人”，我爷爷就当过藏南军分区的副政委。西藏平叛结束后，我爷爷给家里打信说他又没死，于是我爹就扛着个小包袱去找他。包袱里面全是一卷一卷的烙白饼。到了西安之后，他居然有本事搭上了进藏的军车。一路上坐在驾驶楼里跟司机神侃他爹干八路时多么神勇，他当儿童团时怎样站岗放哨。侃得司机师傅不断提醒他：“坐着说，不要动！”马上又到了一个上坡路段，那辆破车加足马力往上拱，拱着拱着眼看就要拱到坡顶，它也熄火了。司机手忙脚乱地别上档，踩紧刹车。可即使是那样，车子还是一点一点往后滑。我爹赶忙跳下车，奋不顾身地跑到车轮后用肩膀硬顶着。急得司机没命地喊：“快闪开，拿衍木！”我爹世代务农哪懂得什么是“衍木”。直到人家腾出手来从驾驶楼里“嘡啷”扔出个三角木块，他才无师自通地抢过来塞在车轮下。事过之后开车的司机直说“吓死了”！说万一把革命的后代寻亲路上给碾死了，咱这红色江山该怎么收拾呢！我爷爷听完我爹一路上的千辛万苦后，拍着他的脑袋说“好孩子，好样儿的！走的路都记住了？”我爹说“记住了”。我爷爷说：“那好吧，你在我这儿小住几日就回去吧，革命工作都挺忙的。”我爹当然不愿回去。恰好一位管后勤的领导向我爷爷反映，说抽去搞农业生产的那个排，很多人不知农活儿怎么干，怪话连篇说早知种田不如换他们爹来，因为他们爹种田要比他们内行。于是我爹就自告奋勇去教他们怎么种菜种粮。后勤的领导很高兴，就向我爷爷提议说：“干脆就让世侄儿留下吧。”我爷爷说“那不行！他现在也是有组织的。”什么组织呢？就是当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爹跻身其中当个青年委员。
我爹走后那位后勤领导很惋惜。后来他们营区附近的藏民跑来报告，说有两个汉人饿得半死不活栽倒在他们那里了。喂他们酥油茶怎么都不喝，一个劲儿地比划想吃这么圆圆的。值班领导赶快派人把他们接来后，那中年女人闭着眼只会哼哼；那个小男孩儿连吃了三个馒头后，才腾出嘴来说是“来找爹的”。问他爹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又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只要见了准能认得。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不小的难题。我爷爷于是作指示道：“不能再让他们乱跑了，先安排住下，再发文协查。”于是后勤领导便把他们送到了农场。后来那中年女人就在那里给大家做饭补衣服，迷倒了一个入伍十多年的老兵。那小男孩儿尽管年龄小，可种田的经历比老当兵的都长。开始是嘻嘻哈哈地跟着大家干农活儿，后来成了农场的技术员、助理员，再到协理员。百万大裁军的时候功成名就，被破格安排住进了林芝干休所。我爹后来听说了这件真事后，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可那年头就时兴这个：拯救阶级弟兄孤儿寡母甚至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那是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如果提携亲戚朋友却是万万使不得的。
我哥我姐会提篮割草后，我爹不让他们割草，都送进学校读书。原因是他从西藏回归组织后，又因为识字不多，而又错失了一次混进革命队伍的机会。那时人家只是要求他能写个自传交上去，就能转为国家干部，可他愣是咬着笔尖写不出来。写不出来自传就打我哥我姐，因为他们光知道上学没有割草好玩，却不知道大人的痛心所在。可我哥上到初中毕业我姐还没毕业，就又赶上了**********。那时到处都在闹哄哄地搞串联，喊夺权，没人要你写自传。我哥先是跑到省会学习夺权，回到地区回到县里后，又专门找当地一中的学生搞串联。那意图很显然，就是希望人家夺权成功后，能够吸纳他这一位来自基层的革命小将。可就像狗舔磨盘一圈圈地转下来，我哥最终还是在城里一根稻草没捞着。打回老家后，才借着一帮农民夺了公社党委、人委的权。
那帮农民夺权成功后闹腾了几天，当然搞不热上纲上线的花活儿，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便把我哥和一个女戏子推进去不管了。我哥和那女戏子尽管混入了革命队伍，端的却还是自家的饭碗，因为上级拨下来的财粮经费里根本没有他们这一户。所以，我哥每天从家里到公社去闹革命，都是带着块咸菜和几个窝窝头。那咸菜和窝头就用个手绢包着，塞在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里。我哥人五人六地提着，碰上有人打量，就摇一摇说“革命文件”。吃的时候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做贼似地掏出来，三下五除二地往嘴里吞，往肚里咽，常常噎得“勾勾”的。更可恨的是，那些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还常常有意无意地给我哥上眼药。他们在革委会组织的批斗会上，被五花大绑地由着我哥批，由着我哥踹，甚至砸烂狗头驴头都不吭一声。可一散了会，松了绑，这些家伙立刻从宿舍里端出个小搪瓷盆，用筷子叮当二五地敲着去公社食堂打饭菜。出来后又高声大气地讨论红烧肉里的酱油是放多了还是少了，那两个白面卷子简直就像大旗一样在筷子尖上挑着。这样的革命生活过了没几天，那位女戏子就跟我哥说她不想来了，我哥也觉着这样很憋气。“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里倒是充满了同志般的温暖，我哥在联席会上刚一诉出来，另两方的领导立刻心疼万分地说：“呦，哪能让革命小将饿着肚子呢！我们这里有馍票、菜票，你们先拿去吃。”我哥的本意当然不是想掏人家的腰包，可又商量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因为那两方的人都说上级拨下来的钱粮都是按人头可丁可卯的，一点都动不得。毛主席领导闹革命时拿手好戏是打土豪，如今没有土豪可打那就只能打穷人。会商的初步意见是：全公社按可耕地面积每亩增加二分钱的负担，作为两位革命小将的吃饭钱。未征收上来之前先由个人垫支，公社财粮不管。我哥当时可没料到这一招儿的凶险，还窃以为总算有了个解决办法，兴冲冲地打算扎根此地一百年。
可中间仅仅隔了一天，他和那位女戏子，就被人山人海的农民骂成是比老当权派还要坏的小坏蛋。“上台没有三天就想收地皮钱！”
那天召集的本来是批斗会，他们这么一闹腾，矛头一改变，那些正缩着脖子等挨批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也不再老老实实跪着了，起身龇牙咧嘴地看热闹。有的甚至还想趁乱给我哥一巴掌，或扯一下那女戏子。因为闹腾起来的时候，他们和我哥都在台上，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冲上去才乱成了一锅粥。幸亏那时的革命群众阶级阵线划得非常清，围攻着我哥，还不忘喝令那些人：“不许乱说乱动！”说要杀要剐用不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