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1945年8月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六、“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划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1945年前后，是这场世界大战进程与结局的至关重要时刻，能否有效地利用这一稍纵即逝的宝贵时刻，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当时世界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对世界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气魄、谋略和才识水平高低的综合量。当时，身居延安中国抗日战争大本营的毛泽东，胸怀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发展壮大的全局，放眼人类历史上各种力量激烈角逐的风云世界，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愚公移山”的雄伟气魄，紧紧抓住决定中国命运的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武装力量昭著世人的光辉篇章。这段扭转乾坤的历史，蕴藏着极其广泛的深刻内容和丰富多彩的战争谋略，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至今，仍对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改变世界面貌，有着许多发人深思的宝贵启示。
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在1945年就可以实现。中国人民面临的惟一任务是配合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当时，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
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指出，日寇不但不会停止进攻，还有可能再向中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为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争，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广大失地。
基于对上述形势的科学分析和正确估量，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这样，就把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清清楚楚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了出来。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1945年的任务》的著名演说，首次正式地提出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性政治路线的深思熟虑和分开提出，是建立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形势的科学分析之上，是着眼于解放区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这一基本事实，而对中国解放区1945年的任务进行总体部署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力量的这一纲领性的政治路线，之所以由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懂得履行当时国民党的组织程序，而是由蒋介石当局逼出来的。起初，中国共产党经过林祖涵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都没有成效。自11月中旬开始，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美国特使赫尔利以调解人身份参加。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向中共代表周恩来提交一份由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与美国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武装，并由蒋介石委派一名美国人指挥，然后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周恩来当即表示不能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谈判无结果，周恩来于12月6日返回延安。时过9天之后，毛泽东通过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以提出1945年任务的方式，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明确公诸于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还未执政的境遇下，献给全国人民的一份最好的新年礼品，既通情理又合国法，其斗争策略是十分高明和艺术的，其时间的安排也是别具匠心的。
更耐人寻味的，还不全在于这些形式，而是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着眼点和强调的内容。在演说中，毛泽东简要地阐述了大后方人民、沦陷区人民的任务之后，欣喜地告诉大家：“在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1944年11月止，这里有了56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200多万民兵，有了9000万被解放的人民。”当然，这些数字的统计，以后又有了新发展。到1945年4月23日召开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谈到实现全党任务的有利条件时指出：“第一，有了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1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了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查阅《毛泽东选集》，公开向党内外明确宣布我党我军实力数字的，这应算第一次。正当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整编中共武装之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将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数字和盘托出，决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是对解放区已经成了抗日救国重心客观事实的坚信不疑和科学诠释，是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对革命武装力量的欢欣。时过不久，在1944年12月31日，中国《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的专论，也曾明确地写道：今年(指1944年——引者注)是敌后战场主动向日伪军进攻的一年，是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正面战场到处被动挨打、失败的一年。一年来，日军虽在正面战场取得了某些胜利，而在敌后战场却遭受了解放区军队一连串的严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敌后我军对敌进行大小战斗二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2万余名，俘虏日伪军6万余名，争取伪军反正近3万人，缴获各种炮100余门，轻重机枪1200挺，步枪8万余支，收复县城16座，攻入县城47座，克复据点碉堡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1200万。如此详尽地历数我军胜利成果，大长人民之威风，大灭敌人之志气，只能使世人更加坚信这样一个论断：“在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
基于对中国解放区目前实力和作用的正确估量，毛泽东在演说中，就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提出了解放区1945年的15项具体任务。在对敌斗争方面，他明确提出，解放区军民的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和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强调要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而全党和各解放区的部署和工作，又都紧紧地围绕着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正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与发展浙江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新四军第1师主力在师长兼政治委员粟裕率领下，于1944年12月27日由苏中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正是为了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八路军各部队于1944年1月上旬至5月下旬，以夺取日伪军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为主要目标，发动了春季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7万余人，收复县城24座，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0万。同期，华南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指示，相继展开春季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攻克据点多处，解放村庄400多个，开辟了拥有10万人口的新区。与此同时，新四军自1月下旬至5月中旬，对所在地区之日伪军展开了春季攻势作战。其中，苏北地区部队主动出击，歼伪军孙良诚部3600余人，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扩大了苏北根据地；淮北地区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攻克泗阳县城及其他据点22处，扩大了苏北根据地。苏中地区部队又于4月28日在高邮以东之三垛、河口地区消灭日伪军1800余人，其中日军270人。皖江地区部队于4月间在芜湖地区对日伪军发动攻势，解放了部分地区。鄂豫皖地区部队于4月上旬向顽军发起反击，收复了白兆山和四望山根据地，同时在豫中、鄂中和鄂南等地歼灭伪军各一部。
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本地区的情况，于1月确定了1945年对日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晋察冀军区重点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同时拔除残存在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及交通线；山东军区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开辟胶济铁路东段南北两侧广大地区，使胶东、渤海、鲁中、滨海互相联系起来，并求得进一步巩固，晋冀鲁豫各军区作战的重点是豫北、晋南、鲁西和平汉铁路石门至郑州段两侧地区，晋绥军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雁北、绥远，次要方向是汾阳、平遥、离石、中阳一带。
同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武工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示了武工队今后的方针任务是：消灭内地点线，开辟敌战区，把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上，坚持进攻方针，继续向前发展。1月21日至4月1日，八路军太行军区以第7、第8军分区共5个团又3个营的兵力实施道(口)洼(化，今博爱——引者注)战役，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扩大豫北解放区2000余平方公里，使以新乡为交点的平汉、道清、新(乡)汴(开封)三条铁路，均暴露在八路军的直接打击之下。1945年春，八路军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动员沁源军民，在1942年11月对日军第69师等部实行长期围困的基础上，再次布设了1.5万颗地(石)雷，对日军展开更加猛烈的围困战。被困日军终因粮、弹、水来源断绝，不得不于4月11日，在沁县千余日军接应下逃窜。在两年半的围困战中，沁源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太岳军区一部配合下，共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此战“是敌后抗战中模范典型之一”。
毛泽东在那次著名演说结束时，曾语重心长地说，1945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上述各决战行动和战绩，都是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抗战部署和指示的具体贯彻落实，也是中国解放区各部队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一份份厚礼。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的宗旨是全面总结中国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毛泽东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彭德怀和陈毅分别作了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工作的发言。大会决定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作为全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战略价值。正如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