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至11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10日，朱德、彭德怀又联名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向解放区下达的错误命令。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警告其收回错误命令。
8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夺取抗日胜利果实情况下，全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组成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决定由彭德怀兼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为副主任。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实践证明，这一英明的人事安排，不仅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核心，而且，为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的长远建设、现代化革命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军队高层领导群体和人民足以信赖的统帅部。
为彻底歼灭日伪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8月10日关于“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进军命令，立即向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猛烈的大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随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勾结日伪军，竭力抢夺抗战果实，进攻解放区。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决定改变原定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并于8月22日指示各地党委和各大军区，“除个别地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八路军各军区立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并尽可能夺取和控制交通要道，主力转为夺取中小城镇。至1945年底，八路军共歼灭日军7000多人，伪军27万余人，缴获步马枪18万多支，轻重机枪3800多挺，各种炮800余门，攻克县以上城市200多座。
8月，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向华中地区的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至1945年底，共歼灭日伪军7.4万余人，缴步马枪5.6万多支，轻重机枪1200多挺，各种炮470多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为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人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令晋察冀、晋绥、山东等军区和新四军抽调兵力进军东北。8月12日，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前梯队约4000人出长城；9月初，后梯队5000人又在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率领下进入东北，迫使伪满军(警)约4万人及日本关东军残部5000人投降，控制了辽宁全部、吉林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
山东军区主力6万余人，由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带领，首先出动，10月中旬到达西丰、东丰、海龙和盘石地区。在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率领下，山东军区各师加紧向东北前进，于11月上旬进至沈阳及其附近地区。随后，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的第三师第三旅进至辽阳和鞍山地区；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等人率领山东军区第五师、第六师及胶东军区地方武装，进至营口地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山东军区第七师也于10月底和11月初进入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3万多人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下，于10月初从苏北出发，经山东、河北向东北前进，11月底进至锦州以西地区。
在此期间第三五九旅、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冀中军区，晋绥和冀鲁豫军区，以及延安炮兵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等部共1万多人也先后进入东北。
在东北抗联和当地人民的支援下，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密切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军关东军和伪满军，摧毁了伪满各级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8月14日，中共广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令华南各抗日游击纵队立即集中主力，动员民兵，对日伪军举行了全面反攻，收复了大批县城、岛屿和大片地区。
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在对日实行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1945年8月中旬到9月初，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中心城市和一部分交通要道。侵华日军正是由于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下，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终于以失败告终。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中、苏、美、英四国政府。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8月1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各地日军“停止战斗行为”的同时，又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到了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才命令侵华日军于8月25日零时起停止战斗行为，但还提出“不得已时，可就地实行自卫。”由于日军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一直没有放下武器，中国解放区的军民的反攻不得不继续进行。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坚持了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才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随之宣告胜利结束。
回顾抗日战争这最后一个月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所致的开幕词和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那篇著名讲演，我们对“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句高屋建瓴的政治警句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理解得更深刻了。这就是说，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一个成为新中国还是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问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到新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应从1945年8月至1947年6月底蒋介石对解放区全面进攻之前计算。在这个过渡阶段，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磨刀，积极准备内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民众也要磨刀，准备用战斗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这个内战是蒋介石强迫共产党打的。如果共产党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共产党的方针，是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共产党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共产党的朋友。但是，她仍然强调自力更生，就是充分相信依靠自己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一定能够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以上这些，便是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后，再三再四强调的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之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后，中国人民只经历了四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这固然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等主要因素起作用，其中，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之中同样也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战略部署和政治思想条件的准备。
中国人民抗战8年的伟大实践活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宽广舞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得以形成的丰腴沃土和力量源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的时期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空军，既钳制了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等同盟国的压力，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虽然仅仅掌握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而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和正面战场，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革命圣地延安，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国发生了重大影响，在解放区得到贯彻实施。比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帅部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向敌后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为赢得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一个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不如敌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武装侵略的经验，为被压迫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创立了一个范例。而这一经验的提供和范例的创立，都可以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活动中找到极为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正是在抗日战争这个威武雄壮的民族斗争舞台上，领导和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团结全国人民，演出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一幕幕活剧，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