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时国民党军的抗战态势是：蒋介石由于卫立煌军处于敌之包围中，命令其向平汉线撤退。阎锡山把灵丘作为自身的生命线，拟集中14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如决战胜利，则敌之南进可稍延缓，但必须出兵猛攻。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之晋绥军，恒山山脉南段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自行撤退。敌人可能不战而得上述各地，娘子关之天险亦失其作用。涞源、灵丘为敌寇必争之地。阜平、五台、盂县如无南北公路，或可暂时不被敌占；如有南北公路，日寇很可能派出一支向南切断正太路的部队。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敌必然向此中枢出动兵力。这已为涞源、蔚县、广灵的被占所证明。山西阎锡山指挥下的各部队均已失去锐气，要担负起在现阵地上根本破坏日寇战略计划的重任，是不可能的。
能在华北真正依靠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抗击日寇进攻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了。
毛泽东当时对我军作用的估量是：“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1936年底至1937年初，八路军总部也曾决定把全部部队开进恒山山脉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敌我情况发生变化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八路军的战略部署。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依据战局的进展，再次明确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及至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被日寇攻占以后，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抗战初期，坚持游击战争战略的坚定性和具体兵力部署的灵活性，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不仅为指导全国全民抗战提供了军事理论纲领，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树起了重要的里程碑。而且也为全党全军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为着自身生存而奋斗，无日不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中日战局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中国能否取得胜利？怎样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些问题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众论纷纭、莫衷一是，而“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里占着上风。
抗战前，国民党营垒中有人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的思想抬头。卢沟桥事变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谬论。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正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在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逼迫下名义上进行抗战，但并没有胜利的信心。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节节溃败，使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大众也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企图凭借外援，轻巧速胜。台儿庄一战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有些同志鉴于国共又重新合作，过重地看待国民党200万正规军的力量也认为抗战能够速胜。更为严重的是，在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看不起抗日游击战，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很多人也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具体发展过程将是怎样，又说不清楚。
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一历史命题，重担已落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了通过持久战争取得抗战胜利的主张。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朱德还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论述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要意义和实现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洛川会议以后，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多月。为了纠正上述错误认识和观点，阐明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抗战以来的10个月经验，于5月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5月26日至6月3日，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日战争并将最后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国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都在这里。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日本的这些短处是自己无法克服的。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在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唤起全国的团结，能够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也能够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错就错在，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之所以也是错的，因为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弱点和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和优点，也需要经过一个持久的作战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在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就把这个战争过程的基本轮廓描画出来，对战争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了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日战争力量的生长主要的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力量将转弱为强，直至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战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在第三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分析、对持久战的著名论述，在当时的抗战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在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就包括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内的整个抗日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着重阐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作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发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来支持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游击战是个战术问题。毛泽东却在这两篇军事名著中，把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的游击战争，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把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国情的战略战术，纳入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总航道，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和“亡国论”、“速胜论”及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这样便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二、“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北方局、山东分局、115师并告中原局和新四军的电报中强调：“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份电报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和策略，是抗日民族战争新阶段制止投降与反共斗争的必需措施，是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手段，也是争取抗战时局好转的必由之路。同样，这也是中共全面抗战路线随着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军事思想。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关于坚持华北独立和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是这一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灵活运用。遵照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一天也没停止过在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开辟敌后战场的工作。而为什么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又把这项工作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再次向全党全军强调，并号召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集中一切力量为此而斗争呢？
这是抗日阵营中投降势力所进行的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共活动逼出来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军为发展抗日战争大好形势而斗争。与此同时，日军于1938年10月21日占领了广州，27日占领武汉。日军占领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时，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经过16个月战争，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实现了部分战略意图，但面临重重困难：在政治上，因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遭到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孤立；在经济上，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直接军费己占总支出的69%以上，耗费了近百亿日元，财力拮据；在军事上，战线太长，兵力严重不足。至1938年底，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占地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战线绵延数千公里，而兵力却只有24个师团又6个旅团共60万人，其中50％多被牵制在我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因而它无力再对正面战场实行战略进攻。特别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和我敌后战场对其构成了致命威胁，所以它不得不改变对华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策略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地区的资源，日本则考虑从华中、华南撤军，以此引诱国民政府妥协；在军事战略上，放弃“速战速决”，停止战略进攻，转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准备长期对华作战，并决定以主要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确保其占领区。
在国际上，英、美在东方继续推行对日绥靖政策，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换取同日本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为此，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多次同日本政府商谈，英、法还分别封锁滇缅公路和滇越路，压迫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和谈。而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当时日本的愿望与要求。作为交换条件，日本表示只要英、美承认其侵华现状，它就不与英、美为敌。英国则满足日本的要求，宣布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局面。在英、法各国的推动下，以召开“远东国际会议”压迫蒋介石对日妥协为目的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达到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揭露和英、美因日本照顾其在华利益不够而未能实现。然而，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却并未放弃，这给中国抗战造成了极大危害，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动摇，中国抗战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
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继续执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由抗战比较积极转为消极，由与中共关系较好，转为积极反共。一向以英、美马首是瞻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为了尽快与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反共，所以也表示欢迎召开“远东国际会议”。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则更加活跃，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伙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而国民党主体蒋介石集团虽未投敌，但其代表却在港、澳等地同日本代表密谈，讨价还价，窥测时机。一时，妥协投降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