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历史是最好的说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后，正是欧洲局势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在欧洲，美、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1938年9月演出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增大了它与英、法、美等国的矛盾。英、法、美等国一方面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质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损害帝国主义本身根本利益和牺牲中国部分权益的条件下，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统治的旧秩序。这便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对待中国抗日战争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也正是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危险性之所在。
在1939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毛泽东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并在这个时期的著文或讲演中反复强调：这三大方针是完整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对坚持三位一体方针的道理，可以讲出许多条，但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不算真统一。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之实，妄图达到继续扩大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阴谋，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二是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最终须落实到充分动员并武装全国广大民众，使之加入到抗战队伍中来。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那种单单强调抗日，而不愿意唤起民众的团结和进步，甚至千方百计阻止民众团结和进步的路线，是片面的抗战路线，是孤家寡人式的消极抵抗路线，最终必然走向投降主义的歧途。正如毛泽东在1940年2月7日为延安《新中华报》所写纪念文章里深刻揭示的那样：“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究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
总之，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正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战复杂形势而得出的科学决策。
坚持这一正确方针，无论从应付当时抗战整体斗争的需要，还是着眼革命武装力量的长远发展壮大，都是非常必须，非常适宜的。当时，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鉴于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国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面对这种复杂严重的形势，为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前途负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重任就是：清醒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积蓄力量，争取舆论，争取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高举“抗日、团结、进步”的旗帜，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一方面坚持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通过斗争，求得团结进步。
正是因为坚持了“抗日、团结、进步”的正确方针，在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担负起抗击日军主力的重担，成为抗战的主力军，同时，又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武装力量，虽然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的战役，但主要是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次的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牵制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前后，是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斗争最激烈之际，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包括抗日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这就是坚持“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实际内容和必然成果，也是用抗战史实，对反顽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出最雄辩的历史说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完整地提出了对顽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行动原则，这是对长期以来同反共顽固派倒行逆施行为进行必要而又坚决斗争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共产党及其所属部队“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方针的具体诠释。毛泽东清楚地谈到：“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地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双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付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向敌人妥协，不敢轻易进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从1939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胜利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日益加剧。由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山东、河北、湖南、河南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先后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使全国许多地方反共乌云翻滚，摩擦事件纷至沓来。国民党顽固势力在陕西旬邑、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和鄂东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制造流血惨案。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反共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日趋反动，向全党全军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提高对当局的警觉性，准备对付危害团结抗战的突然事变。这年冬天，国民党顽固派置共产党的一再忠告和严正警告于不顾，悍然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初，阎锡山首先集中两个多军的兵力，围攻驻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二纵队等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袭击和侵占八路军驻守的宁县、镇原县城，袭击绥德警备区第三五九旅河防部队。在晋东南，顽军摧毁阳城、晋城、长治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500余人。1940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平汉铁路以东进攻冀南、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第97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区的八路军。
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顽军的进攻实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了团结抗战，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3月中旬主动与国民党军休战，自动北撤至平顺、漳河一线，并派代表与国民党军谈判，双方达成休战协议。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军事同盟后，着意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上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掠夺这个地区的丰富资源。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蒋介石认为在此情况下，日美矛盾加剧，美必积极援华，苏联亦将借助这个时机牵制日本，日本不会向正面战场大举进攻，形势对蒋有利，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10月19日发出“皓（19日代号）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不打敌人，并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又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察觉到蒋介石反共限共的罪恶阴谋，为顾全全民族抗战这个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从10月起，连电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应乘顽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防止顽军突然袭击。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3个纵队共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率领下，分3路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北移。此时，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顾祝同部7个师8万余人按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立即将其解决”的密令，已部署完毕。由于连日下雨，部队行动缓慢，5日下午到达茂林地区时，遂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却乘机收缩包围圈。7日，当我各路纵队分别向旌德方向前进时，遭到顽军攻击，我军被迫自卫，并继续前进。但至星潭遭顽军围堵，前进受阻。在此情况下，军部于百户坑开会讨论是攻下星潭夺路突围、还是后撤改道问题竟达7小时之久。最后，否决了叶挺提出的坚决攻下星潭夺路突围的正确主张，按项英意见，部队转向西南经高岭、出太平、入黄山。8日，当部队改向西南高岭前进时，又遭顽军疯狂阻击，遂又改向西北茂林突围。但茂林已被顽军占领，而且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当晚，虽一部分向东突出重围，但大部被顽军重重包围，经过辗转冲杀，于10日拂晓始进至石井坑，遂集结整顿部队，以便寻机突围。由于项英离队单独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11日电令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全权指挥部队，以游击方式突围北移。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以便我皖南部队北移。蒋介石一面表示要查明真相，一面密令顾祝同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在叶挺坚决果断的指挥下，广大指战员顽强战斗，与顽军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多次打退顽军进攻。但终因弹尽粮绝，至14日，除傅秋涛部2000余人突出重围，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皖南事变”发生时，周恩来、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罪行。毛泽东从1940年11月13日至1941年2月2日，接连给当时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新四军总部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和刘少奇、陈毅等中央分局、工委的同志发电，就皖南事变前后的时局和中共的战略方针做出明确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在政治上进行坚决反击，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提出了解决时局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并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还击顽军新进攻的充分准备。
中共中央所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共产党这种坚决的态度，使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1941年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体现了毛泽东从容理智地处理危机的超人艺术。这次斗争的经验证明：第一，“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第二，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斗争，必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抗日力量，争取中间派，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在不损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共产党在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中的适当让步，在皖南事变后取得了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使中间派了解共产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