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文风也没有回来。她干什么去了？儿子是不需要接的，他外婆今天高兴，表示要把外孙带一个星期，也就是说，去幼儿园接送孩子，都是她老人家的事了。
一个小时后，文风才回来了。她开门的声音，就像一把铁钻钻进我的颅骨。
进屋来，她看了我一眼。女人对丈夫恨铁不成钢时的眼神，你见识过吗？那不是一种眼神，而是一种气氛，弥漫着彻头彻尾的悲凉，游动在这气氛里的，只有一句话：我怎么找到了你？这是女人对自己婚姻的反省和觉悟。在这目光下的男人，会是怎样的萎缩成比昆虫还要可怜的生物！
我后来才得知，文风下班这么久才回来，是因为她不相信我的话，竟然还带着她办公室的那帮同事，去贾家楼等我了，等了三十分钟不见人到，就打电话去我办公室，办公室早没人，她又打我手机，我的手机是关上的。这时候，文风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又打电话问琼儿，琼儿语气很冷淡，琼儿淡漠地说：“那是他们报社的事情，我哪里管得着？”对已经进入主任太太角色的文风而言，这样的话近乎侮辱。她强打精神，遣散吃客之后，独自躲进贾家楼的厕所里痛哭了十余分钟，才小偷似的下楼来。过马路的时候，绿灯未亮她就穿行，差点被一辆东风货车撞倒。刚过了马路，又被拿着小旗儿的老太婆拦住，要她交五元罚金，文风机械地摸出五元钱，老太婆收了，却不放她走，非让她举着小旗儿充当半个钟头临时执勤员，以此接受教育。文风盯住老太婆，老太婆见她眼光发直，有疯子的迹象，忙取了她手里的旗儿，一面碎步向远处躲，一面回头看她。文风经过了这一番折腾，她心里的窝囊气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不过，她根本就没朝我发火。她放下手袋，就去了卫生间。卫生间里传来哗哗啦啦的水响。不一阵，文风出来了，洗了口红，擦了眉线。由于处理得草率，眉线和口红都没洗干净，看上去，她的眼睛和嘴唇都像受过伤。再之后，她进了卧室。从卧室出来，我见她脱了那件被她认为是自己最体面的裙子（这件裙子去年买来，觉得扎眼，她一直不敢穿，今天下午，她不怕扎眼，就穿上了），换上了一件在厨房、厕所、大街上都可以穿的“通用装”。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向她解释，可是，她忙进忙出，我不安的目光，也跟着她的身影骨碌碌转动。待她换了衣裙，我以为她会进厨房，要那样，我就跟进厨房，把想说的话慢慢悠悠地向她道来，谁知，她径直到了大门口，换了鞋，将门一摔，就走了。
又过去一个小时，她领回了儿子。
或许，在她看来，像我这么没出息的人，是没有资格麻烦她母亲帮带儿子的。
我不知道她是否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了她母亲。我想一定告诉了，不然，那么急急忙忙地把儿子领回来，怎么给母亲解释？
我真不是人！我已经三十岁了，却不能让妻子做一回连村长太太也比不上的主任太太，不能让她在人前体体面面地虚荣一把，大大方方地请一回客，也不能让刚刚对我产生好感的岳母高兴高兴——我真不是人！
儿子早在外婆家吃过了饭，我和文风都没有提吃饭的事，各自睡下了。
05
那以后的几天，我过着地狱般的日子。文风死活不给我说一句话，她把饭做好，虽然也为我盛了饭，拿了筷子，但决不通知我吃，只把儿子往餐桌边的高凳上一抱，娘儿俩就吃起来。吃完了饭，她把自己和儿子的碗筷洗了，就领着儿子出门。如果不急于出门，就把儿子领进卧室，给他念《安徒生童话》。儿子似乎还不能对安徒生童话感兴趣，在卧室里弄得乒乒乓乓响。
这套房里好像住着互不相干的两家人。那母子俩相依为命，过得融洽而幸福，而我是孤孤单单的。
我简直要爆炸了。
这天晚上，文风领着儿子回来(她离幼儿园近，接送儿子历来是她的活)，进卧室放东西的时候，我抢先一步进了厨房。我在想，我们一道做饭的时候，我再把心里的话向她说一说。可是，文风走到厨房门口，本能地取下挂在门边铁钉上的围裙，正往腰上系，猛然间发现我蹲在地上理菜，就把围裙挂回去，闪身不见了。我把饭做好，见客厅里无人，以为他们在卧室，结果卧室也没有人，一看门口，两双拖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大概到楼下的花园散步去了，我想。于是，我打开电视等，等了半个钟点不见动静，又趴在窗口朝楼下的花园里张望。花园里只有十余个老年人在跳扇子舞。
大概是到街上去了吧，我又想。又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时辰，饭菜早已冰凉了，我才听见楼道里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们刚刚开门进来，我立即起身，很殷勤地去热饭菜。谁知，当我把第一份热好的菜端到餐桌上来，听见文风在对儿子说：“快睡啊，睡晚了长不高。”儿子道：“外婆说她经常睡不着，难怪她那么矮。”文风道：“不要乱讲话，外婆是人老了，身体缩了。”儿子道：“妈妈，外婆今天晚上为什么哭了？”文风大声喝斥：“多话！快睡，明天还要上学呢！”灯一关，屋子里就再无声息。文风睡在儿子的床上了。我望着那扇盲眼似的木门，古怪地笑了笑，坐下来，把那碟热好的菜将就吃了下去。
又过两天，是星期五，由于我们报纸是周报，星期四就出版了，星期五的上班相对松动一些。下午四点半，我就离开办公室，直接去了儿子读书的幼儿园。这些天来，儿子仿佛也认识到我是一个无用的男人，竟也不理我了。
在门口等了七、八分钟，幼儿园就放学了。说来惭愧，我是第一次来接孩子，看到穿红着绿的小不点儿在老师的带领下，手牵着手从教学楼里出来，那感觉就像抚摸着刚刚长出米黄色绒毛的小鸡。
我的儿子在三班，一、二班的孩子被接走了大半，三班还没出来。难道三班走了另一道出口？我问旁边一位大爷，他说他的孙孙也在三班，平时都走这道出口，我这才放心了。我乞求三班的老师快一点把孩子带出来，因为再隔几分钟，文风就会来了。我想单独接走儿子，单独体会一下牵着儿子小手的快乐。
正在焦急，三班终于出来了。老师是一个三十五、六岁年纪的女人，穿一套灰色西装，头发纹丝不乱，迈步工整，神情矜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儿子的老师。我觉得儿子的老师才像个老师的样子，不像一、二班的两个女教师，着装妖艳，嘴唇涂得血红。走到铁门边，孩子们就侧了头找家长，找到了，就跟老师说声“再见”，老师瞄一眼接孩子的人，确认无误，还一声“再见”，交接仪式就算完成。这种在幼儿园门口随处可见的景象，于我也感到新鲜，感到亲切。我的儿子站在中间部位，他四处张望，好几次，我都觉得他看到我了，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又继续张望。我喊了他几声，可人声嘈杂，他似乎没有听见。直待人走得差不多了，儿子的老师才笑笑地问我：“请问你找谁？”我谦卑地说：“接孩子。”随即喊道：“马跳，跟爸爸回去。
”三个班的孩子不过剩了十来个，门外也再没家长的喧嚷了，可儿子居然依旧没听见我的喊声，也就是说，他听见了，却不理我。老师上下打量我一眼，严肃地说：“对不起，不熟悉的人，我们是不会把孩子交出去的。”我哭笑不得，说：“我是马跳的爸爸。马跳！马跳！”那小杂种，把我完全视若无物，竟然跟一个女同学拥抱在一起，正亲那女同学的脸蛋子呢！老师看到这幅情景，抽了一下肩膀，仿佛在说：“现在的娃娃，你有什么办法？”接着，她像外国人那样朝我摊了摊手，表示孩子不认我，当然就不会让我把他带走。正此时，我身后响起一个声音：“跳跳。”我转身一看，文风汗水巴拉地骑着单车赶来了。儿子听到喊声，猛然放了那女同学，朝妈妈扑过来。那女同学正噘了嘴准备亲他呢，见他跑了，气得直跳：“骗子骗子，你不是说一人爱一个的嘛！”老师对那女同学正色道：“不能这样，那是不卫生的。”又朝文风点点头，文风就把儿子放到单车后座上，自己骑上去，脚一蹬，摇摇摆摆地远去了。
我已经无法再容忍下去了。
很显然，儿子不理我，是文风(还可能包括她母亲)教唆的结果。以前，儿子跟我是很亲密的，自他生下来那天起，我就把他当成朋友，我跟他说话，都是以商量的口气，从来没命令过他，更没有打过他。他现在突然跟我疏远了，而且，一个几岁的娃娃，竟然连自己的爸爸也不认了，如果不是教唆，何至于此？
到住区楼下，见儿子跟院子里的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我没管他，径直上楼去了。儿子不在，正是我跟文风说话的好机会。回到家，文风正躬了腰淘米。我走到她身后，站了足足五分钟，她就淘了五分钟的米，米粒仿佛被淘得小了一半，晶亮晶亮的。见我没离开，文风也就不直起腰来。灶上的火已经打开，高压锅里有少许的水，水早已沸腾，滋滋地冒着白烟。见此情景，我的怒气消了一大半，想接过文风手里的米勺，又怕她像上次一样，带着儿子回她娘家。这种左右为难的滋味，我已经受够了，它唤起我的窝囊，我的屈辱，同时也唤起我的怒气。
我终于说：“文风，你如果觉得亏，还来得及。”
见她没有动静，我又恶毒地补充道：“你还不上三十岁，人生得漂亮，又是大教授的女儿，不要说嫁个主任，就是嫁个处长甚至局长，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只听哗的一声，文风把勺里的米泼进了高压锅里。高压锅受了意外的打击，发出吱吱的痛苦的尖叫。
紧接着，文风麻利地(不如说是疯狂地)盖上高压锅的盖子，把压力阀放上去，就冲出了厨房。
卧室的门发出地动山摇的响声。
从她没忘记放压力阀这一细节上，我判断她的理智是清晰的。我应该趁热打铁，把想说的话统统说出来。于是，我干脆关了火，朝卧室走去。她把门反锁了。这无关紧要，我有钥匙。
文风扑在被子上哭。
看着这个哭泣的女人，我觉得既陌生又厌恶。是的，我对这个女人厌恶透了。这哪里是我熟悉的文风啊，我熟悉的文风，恬静得就像一片果园，因为自己就是丰收的象征，因而能够坦然地面对大地和天空。可这个哭泣的女人，因为丈夫没当上该死的主任就绝望到这般田地，就把丈夫视如粪土，给他脸色，给他气受，还教唆儿子把他孤立起来！
理智告诉我，这个抽抽嗒嗒的女人，就是我熟悉的文风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在我没有经意的时候，就有了质的飞跃？
只有心平气和地跟她谈一谈，才能找到其中的因由。
我在床边坐下来，把手放在文风因抽泣而时起时伏的脊背上，以尽量柔和的声音说：“文风，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
文风翻身而起。她的眼睛鼻子都哭红了。我知道这是最真实的哭。那些卖弄风情的哭泣——比如琼儿，除了向人描述她二十六岁生日那天的经历，几乎就没人见她真实地哭过。她哭的时候并不少，可她的哭只是表达一种迷人的气息。我就见她哭过一回，那是在我们报社，一个编辑大声念了一段文章，文章的标题叫《背着丈夫出嫁》，讲的是一个男人瘫痪了，坚决要求跟妻子离婚，女人不从，丈夫就以死相要，女人无可奈何，想到给丈夫治病也需要钱，就同意了，之后嫁给了一个富裕男人，结婚那天，女人背着前夫到了新家。琼儿听到这里，就哭了。但她哭得很有节制，只让几滴眼泪流下来，有那么个哭的意象就行了，然后立即用香喷喷的纸巾擦去。卖弄风情的女人也要流泪，但把眼睛鼻子哭得红做一团的情形，绝对没有。现在，文风的眼睛鼻子都哭红了，证明她不是卖弄风情的女人，她还是我熟悉的那个文风；同时也证明，她的痛苦是如此真实而强大。
她以我未曾见到过的神情和未曾听到过的音量，讲了她请客那天的遭遇，之后，又讲了她把消息告诉她母亲之后，她母亲是怎样的伤心，接着又是怎样的鄙薄，不仅鄙薄我，还鄙薄她，鄙薄她死去的父亲。
我说：“对不起，我应该事先把真相告诉你。”
她闭着眼睛，腰帮蠕动着，是在咬牙。老半天过去，她才睁开眼说：“马盛国，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作为一个研究生，为什么竞争不赢一个中专生？你们那个新提的主任，不跟你们总编一样是中专生吗，而且同样不是学新闻的！”
我无言以对。
“从来也没想想其中的道理？”
“想过，”我说，“但一直没想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