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枢辞去了省政府编译室的工作，自己在外面做事，一共干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还干过什么？我们接着看他们师徒的对话：
隆顺：师父，你在三年中，除了教书，还干了其他啥？
昌老：当新闻记者、办杂志，干得还杂。我办的杂志的名字叫《政与学》，还是围绕政治，还是想当官。我是主编，是几个人合伙做的，我顶竿竿（即主要负责人。——笔者注）。后来没有做好久，就散伙了。
又去当新闻记者，在成都《新新新闻》当记者，重庆的《新蜀报》给我安的是特派员。当时就采访新闻，有新闻记者这个牌牌，就“招摇撞骗”嘛（师父笑）。
当时，“（上海）影人剧团”到成都演出，新闻记者就招待（看），票价很高的。还有，每个月新闻处随时要请这些记者，就是去吃洋餐……
张耀枢所工作过的成都《新新新闻》和重庆《新蜀报》，都是当年很出名的报纸。
《新新新闻》日报创刊于1929年9月1日，社址在成都原春熙路中段35号。由28军将领马毓智等出资创办，编辑记者多达数十人。该报以地方新闻见长，因此很受外县读者欢迎。还办有《老实话》《新新小报》《教育体育》《新村》等副刊和“小铁锥”、“七嘴八舌”等小评论专栏。是1950年前四川持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影响面最广的民办商业性报纸。1951年1月13日被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接收。
重庆《新蜀报》1921年2月1日创刊，最初由地方军阀出资创办，后发展成为社会名报，萨空了、刘尊棋、高天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担任过编辑。由于言论进步，遭到国民党严控。1940年到1945年在重庆发刊的报纸文艺副刊《新蜀报?蜀道》极其著名。
因为抗战，很多文化名人都集聚在四川，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或参与过办报，带动了重庆文坛的空气。
新蜀报社每年举行迎新年宴会，邀请文化界名人参加，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沙汀、靳以、罗荪、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赵丹、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郑君里、胡风、常任侠等，都是新蜀报社的座上客。对于具有很深文学根底的张耀枢来说，在这样的报社工作是很自然的事。
与颜涓结婚
长大成熟的张家孩子，到了当婚出嫁的年龄。也许是父母开明，耀枢的姐姐们都出嫁得很晚，而张耀枢自己也是晚婚。
大姐朗如，在1936年与当时成都号称“朱财神”家的孩子朱炳先成婚。朱炳先曾受教于刘门后人刘咸炘，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二姐毓如，读完大学后就工作。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1943年28岁的她，与槐轩门人、中医医师林芷塘之子林耀光，在成都总府街著名的涨秋饭店举办婚礼。
27岁的三姐星如，与二姐毓如同年同月同天同地点同时结婚。父亲张镜蓉同时嫁两女，当时的婚礼很是隆重。星如的丈夫赵遹深，是晚清诗人赵鹅山的孙子。
张镜蓉对自己的这三个女婿都很欣赏，心里却总想着大儿子的婚事。想着自己的父亲从小给张耀枢订的娃娃亲，也该有个结果了，什么时候也把他和颜涓的婚事给办了。
1946年，29岁的张耀枢与表姐、大自己半岁的颜涓，在成都春熙路国际影楼拍完婚纱照后，不久就在成都总府街著名的明湖春饭店举行了婚礼。颜涓同父异母的妹妹颜沖为他们的女傧相，四叔张寔父的儿子张彦做男傧相，张家各方人士都参加了大少爷张耀枢的婚礼。四叔张寔父给这一对新人写了祝福的对联，颜涓的继母邹辛士还给二人画了喜气洋洋的牡丹迎春图，并题诗。
张耀枢结婚后第二年，30岁的他，终于被派往川北西充县当了一名县长。
赴西充任县长
1947年3月，张耀枢离开了成都文庙后街的家，离开了快临产的妻子，走马上任了。他的上任一开始就很特别：带着五个人，很低调地走着去。从成都到西充，那时多是盘山路，少说也有七八百里。
2010年3月20日，我们驱车前往西充，采访西充县人民政府志陈昌明主编和曾经见过张县长的陈仁道老人。在县志办公室，陈主编拿出了不同年代版本的《西充县志》，在其中的一本上这样写道：
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于1947年（民国36年）3月20日至23日举行，历时四天，此次大会共召开四次会议，会前曾因县立中学校址问题召开临时参议会一次。
此次会议出席议员41人，缺席四人。
列席人员有县长张耀枢，县政府各科室秘书、科长、主任及田管处、税捐处处长、司法处处长、救济院、卫生院院长、县中学校长、省银行西充分行主任、蚕桑督导区指导员等18人。
会议听取议长李毅君报告和县长张耀枢作施政报告……
没有想到，沿着法师的足迹，我们随意而来的这一天，竟是当年张耀枢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在数次采访中诸事的顺利和奇异，让我们深深感到缘法的不可思议。想起昌臻老法师说过的一句话“缘法找人一拍即合，人去找缘法千难万难”。
西充县在四川北部，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分南充、南部、盐亭各一部分置县，因位于汉代充国县之西而得名西充县。
据西充地方史志记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嘉陵江南充区河段内的先民们，就在西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不仅与中原民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创造了中原远古文明所含的地方文化。
西充人自古以来重义崇文，诞生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汉代有诳楚存汉的大将军纪信，三国有“西蜀孔子”之称、力促国家统一的硕儒谯周，唐代有佛教华严宗第五代祖师圭峰禅师，现代有民盟创始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
西充因地处川北丘陵地带，很偏僻，所以属贫穷县，新中国成立前以蚕桑著名。
在张耀枢就任西充县县长之前，县长是杨廷椿。县志中所记载的西充县参议会成立于1946年4月18日，第一任参议长是李毅君，省政府委派赵瑞章为参议会秘书。
在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结束后，张耀枢就正式开始了他在西充的县长生涯。
当初，他求菩萨加持他考上时所发的愿：我以后要好好做官，不贪污不敛财的发心，面对了现实的检验。那么，他在任职期内的政绩怎样？百姓对新县长有什么评价？让我们慢慢看来。
《西充县志》上，在介绍张耀枢时，是这样记载他任职期间的评价：
为政清廉。张耀枢在西充任县长期间，国民党统治虽已是分崩离析，大厦将倾，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张耀枢仍能出污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在西充留下较好口碑。
按旧时县长的权限，对县府幕僚的任用，县长有绝对的主宰权，张耀枢走马上任时也带了五个人去。当时西充县政府共设置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兵役五科，张耀枢对五个科的科长一律选用西充本地人担任，他带去的五人无一是自己亲戚，对这五个人的任用：一任县府秘书，一任民政科指导员，其余三人均为一般职员，这在当时，是很多县长做不到的，在用人上张耀枢一上任即给西充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官场盛行“做生”，这是借机收受钱财的好时机，张耀枢对这种庸俗的行为十分反感。他刚一上任，便不断有幕僚前来问其生日，张耀枢和家人始终三缄其口。他还一再告诫下人：任何人不得代为收礼。任职三年，张耀枢从未收过礼，也从未做过生。
县府秘书刘某某，以前张耀枢并不认识，是经人介绍后，张将其从成都带到西充留在身边做秘书。一次刘在西充公园大摆酒席“做生”，刘认为张耀枢既是自己的保荐人，又是上司，便请张一定赏光。张如约而至，参加生日宴的人看到身为一县之长的张耀枢前来赴宴，受宠若惊，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张耀枢对刘秘书当众痛加斥责，然后愤然离席，众人目瞪口呆，不欢而散。从此，县府官员再也无人敢做生了，也再无人敢问张耀枢的生日。
张耀枢任西充县长期间，重要任务是征兵、征粮、“戡乱”，这也是上级“考绩”的主要内容。征兵、征粮是上司交代的硬任务，必须如数完成。对“戡乱”，张耀枢则尽可能应付交差，以减少民众负担。
上峰要求每县成立一个师的武装，县长兼师长。为对付上峰查验，兵源就县上原有的两个保安中队进行扩编，对外号称一个师，武器则找西充籍军阀王瓒绪赠送一批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市面上到处大书“戡乱”标语，以应对检查。而其他县则如实地招兵买马，以扩充队伍，向民众强行派捐以购买枪支弹药，老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西充的做法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群众甚为拥护。群众看到张耀枢人年轻、正派、行事又果断，都叫他“学生县长”。
学生县长干的三件大事
在众多的文章中，都写到张耀枢在西充做县长这么一个史实，然而他具体做了些什么呢？在这次赴西充的采访中，我们才弄明白这些陈旧的往事。概括起来为三点：重蚕桑、除匪患、兴水利。“要好好做官”的愿心，在他上任后慢慢地显现出来。
已80岁的陈仁道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张县长上任之初的情况：
张县长来的时候，当时西充没有马路，要道是石板路，其他是泥土路。没有汽车，没有砖房，房子都是竹泥木楼。张县长上任的时候，是走路到西充的。当时我在西充县中学读书，只有17岁。在他之前的县长是杨廷椿，杨离职后，就派张县长来。
记得是1947年的春天。因为来了新县长，学生都兴奋，都想去看看。但是县衙门是不好进的，有卫兵把守。刚好我有一个叔父在县里做事，搞文案工作，是个文人，他常叫我去他那里吃饭，所以就有机会进县衙门。
县衙门在西充内正街19号。西充当时街道就只有几条大的，记得有油店街、学街、北街、南街、东街、大西街、小西街、大南街，小南街、还有内正街、外正街。所以有一句顺口溜在西充县流传：“好个西充县，走拢才看见，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去叔父那里吃饭见到张县长的。他穿一身青色呢子的上装，很年轻清隽，学生味很浓，是一个文人形象。他常在街上走，有时也看得到他，不像以往的县长，人影子都看不到，进出都坐轿。后来才晓得他是在街上访问群众，了解大家的想法。张县长平易近人，没有县大老爷的架子，对老百姓很好。
他在西充三年，最突出的是做了几件大事：他发展了西充的农业，重视蚕桑、为民除匪患、兴修了西充的水利，还很重视教育。
西充很偏僻很穷，大家都养蚕，所以在西充当时蚕桑很有名。张县长来了后，就重点抓农业，发展蚕桑这个行业。当时有浙江人也到西充来做公司。当时就有个公司叫西充蚕桑公司。
因为穷，所以西充的匪患很厉害。土匪很多，乡头的人都不敢赶场。张县长亲自组织人捉拿，亲自审案。还枪毙了两个土匪头子，为民除害。记得一个是姓王，叫王成茂（音），耍双枪，很厉害，危害最大。乡邻都不敢上街。小孩子一哭，大人就说：你再哭，一会儿王成茂来了，这样小孩子就吓得不敢再哭了。
张县长来了后，就想到要解决这个大患。他向高院（地名。——笔者注）彭乡长下令，必须抓到，抓不到就不要当乡长。乡长亲自带保队护到王成茂家抓人，于是就设计，以约他打牌的名义叫他回家。
王回家后，就脱掉外衣砍柴。这时埋伏在他家的保队护一拥而上，将他抓获。到下午在押解回县城的时候，他的手下埋伏在金铧山，押解人员要经过的地方，准备将王抢回去。保队护得到消息后，在西充的糠头垭垭口，把王就地镇压了。
还有一个土匪头是槐树（地名。——笔者注）的，姓陈，也被抓捕了。在县衙门大堂公判，我们亲自看到审理他，是1948年。张县长坐在桌子前，土匪五花大绑地跪在他面前，很多群众围观。审判下来后就枪毙了，大快人心。这之后，西充就安宁了好多。
后来在张县长的组织下，还整治了危害西充的一条河流。西充有条河叫红溪河，有一个直角转弯，在转弯处，河滩边有一个碗市，专门卖碗的地方。平常水很少，一遇涨水碗市就被淹。他就组织县机关法团淘河，疏通扩大河道，还修建了一个大坝子，将碗市变成了一个露天市场，大家都在那里交易。这些利民措施给当时的西充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到现今都还记得。
还有就是张县长很重视教育。他的夫人叫颜涓，后来来的，在我们西充县中当老师。我们读书是在西充县中，是公费的，学生少，很难考，当时考不上的再考从重庆迁过来的巴蜀中学；之后再考不起的就去读张澜办的育英中学，是私立的，在太平。
当时我们县中的是旧房，就想把县中和蚕桑公司的房子对换。蚕桑公司又叫茧庄，他们的是砖房，前任的县长几次想与蚕桑公司对换都没有成功，张县长一来就成功了。他和县参议员等一起开会，决定和蚕桑公司对换。他让学生自己准备好，约定的时间一到就换，结果就办成功了。这说明他很重视教育。
走与留
在西充任县长期间，张耀枢深深感受到自己当初很多想法的幼稚，感觉到了自己的书生气。因为现实中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他能应付得了的，要想“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几乎是不可能。而自己的家教和信仰，又告诉自己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自己也在佛菩萨面前发了愿“不贪污、不敛财”。所以干到后来，就做得很勉强。
1949年上半年，眼见国民党快分崩离析，张耀枢深悔未能听爷爷的教诲“书可读，官不可做”，于是决心急流勇退。他让颜涓找她华西医大的同学，开了一张证明，说他吐血住院。然后他便以“因病住院，申请辞职”向省政府递上辞呈，结果批复：不准。并曰：“如敢擅离职守，当按临阵脱逃论处。”
这一年，杨森侄儿杨汉忠（音）和潘文华的儿子各带一个师进驻西充，当时是军事管制时期，所有县长都一律兼任师长。杨森侄儿对张耀枢说：“你太斯文了，现在是军事时期，谁临阵脱逃，要就地处决啊！”张耀枢很无奈地说：“你派一个人来，我做不下来这个工作。”结果没有回应。
当时人心惶惶，个个自危，所有工作都停顿下来。上面召集县长开会，大家讨论的内容都是有关时局的。有人收听“美国之音”，有的收听共产党的广播，大家都一致认为局势紧张，只有“走”为上策。逃跑成了大家面临的唯一一条出路。
1949年冬，时局愈益严峻。张耀枢也成天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出路，他认为走是唯一的办法。但此时兵荒马乱，潜逃必须化装走小路，而此时妻子颜涓已身怀六甲，众目睽睽，人多眼杂，一县之长携家潜逃并非易事。张耀枢进退维谷，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量自己一生勤奋读书，做官为民，洁身自好，怎奈国民党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辞官又不获批准，继续做官又前途未卜。此事又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思前想后，也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镜蓉。父亲平素虔心信奉佛法，常年修善积德，做子女的耳濡目染，在退不能进不得的紧要关头，张耀枢再一次将自己的问题交给了佛菩萨。
他也想起了印光大师弟子、成都谢慧霖老居士给自己讲的抓阄故事，想起了他送自己印光大师书中的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