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成都文庙后街，位于省文庙（今石室中学校址。——笔者注）背后，有不少将军、富豪、名士在此建置公馆宅院。在文庙后街34号张家老宅对面不远，就是前清进士颜楷的公馆。张颜两家是儿女亲家，颜楷之父颜伯勤，在张祥龢50岁生日时，送的是 “多福多寿多男子”、“对门对户对亲家”的对联。
两家于1911年结为姻亲。
1911年，颜楷已是进士，并在京供职翰林院，授编修，加侍讲衔。不久，他告假回成都，与槐轩门人、议绅张祥龢之女——张镜瑜成亲，这年颜楷34岁。张镜瑜正是张耀枢父亲的亲姐姐，张耀枢叫姑妈，因此颜楷成了他的姑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他自己又成了颜楷的女婿。1911年，新婚不久的颜楷，因为参与四川保路运动被拘禁。
颜楷（1877—1927），字雍耆，四川华阳县（现成都市。——笔者注）人，《华阳县志》有传。1877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出生，祖籍山东曲阜，世代为官。颜楷出生时，曾祖颜朝斌满88岁，因而他的乳名叫“八十子”。后他取其谐音，自号“拔室”。
颜楷年少聪颖好学，随父读书。父亲进京赶考，在旗人尚惠承家授馆，他也随往。在京期间，从李稷勋学词章、吴德潇学书法。16岁时，考中南学第二名。当时户部尚书、大学士翁同龢亲自主持复试，惊异其年少，要面试他的才学，命坐于桌旁，出题“拟陆士衡连珠、郭子玄庄子序”，颜楷当场作好呈阅后，翁高兴地说：“为南学得一隽士！”（见《华阳县志》本传）由是知名。后从晚清著名文学家王闿运（湘绮），在湖南衡州东州书院学习。
甲午对日战败，维新思想大兴，颜楷当时在北京读书，深受影响。他的父亲与戊戌变法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为同乡，交谊颇厚，过从甚密。颜楷当时对这两位前辈已由衷敬佩。变法失败，颜楷当日目睹杨锐、刘光第在囚车中被押赴刑场处决，十分震惊，放声痛哭，愤慨异常。
父亲恐其招祸，劝回川暂住，后应华阳县试。在此期间，得闻槐轩之学，很有领悟，英发之气也渐收敛。与华阳举人范玉珊之女范棠初结婚，范夫人生一子，名颜浚，产后不久范夫人去世。颜浚幼时聪明好学，喜书法，惜才高命薄，在自己新婚时去世，婚事丧事一起办，留下媳妇“过门守贞”的遗憾故事。
1902年，颜楷中举；1904年，赴河南开封参加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中第六名进士。
1905年，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研习法政，约两年。此时颜楷已曾服膺槐轩之学，讲求新民止于至善之理，虽然变法维新的立场不变，但政治态度不像以前激进，比较持重稳健。生活朴实，为避免时俗酬应干扰，常藏于日式住房壁柜中读书、静坐。在日留学期间，结识留日士官生尹昌衡。尹是四川彭县人，才气纵横，目空一切，独钦佩颜楷，视他为师长。颜楷也认为尹昌衡才识出众，遂将妹妹颜机许配给尹昌衡。
1911年农历四月初，颜楷请假回川，与华阳绅耆张祥龢之女张镜瑜结婚。后生子颜滋，其子后死于肺病；1917年农历三月二十，生女颜涓，同年农历五月，张镜瑜病故。
颜楷新婚之时，正值四川保路运动兴起，颜楷认为当局以铁路国有为名，不顾川人已踊跃为筑路筹集巨款，而另借列强外资，损害国家主权，侵占民众权益，且纵容贪吏中饱私囊，于法不合，于理不顺，必须力争。抱保路救国之宗旨，毅然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此后，颜楷以股东代表会会长的立场，为保路问题，多次与赵尔丰据理力争。赵深为不满，但因颜楷非彼僚属，也无可奈何。八月下旬，成都全城罢市罢课，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赵尔丰在清廷的支持下，不顾民众要求，悍然采取镇压政策。9月7日上午，由总督衙门出具请帖，邀请铁路股东会会长、保路同志会各部部长到总督衙门立待磋商，不想前往之人均被拘留。蒲殿俊、颜楷二人后到，也被拿下。而此时，民众闻九人被捕，如潮水般涌来，走马街、南打金街、督院街人山人海，哭喊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罗纶。民众冲破警戒线，赵尔丰下令开枪，酿成辛亥“成都血案”。
继而各地革命义旗高举，清廷危殆，而清政权竟以大失民心崩溃灭亡，几千年封建制度随之告终，保路运动促成辛亥革命的胜利，赵迫于形势将九人释放。成都兵变，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捕杀赵尔丰，在成都明远楼斩首。处决赵尔丰，是民怨所归，但颜楷坚决反对株连家属，并将赵的孙儿收养在家，后送回北京交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抚育。
颜楷当时目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民不堪命，国事日非，与辛亥革命的宗旨完全背离。他耻作民国官吏，所以尹昌衡任四川都督，颜楷非但不愿利用与尹姻亲关系，以及自己保路有功的政治资本去争权夺位，只愿从事教育事业。在1914年主办四川法政学堂（今五世同堂街。——笔者注），实心办学，注重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品德，经常延请有德望学者，开设讲座，或亲自主讲，以身示范，一时学风颇为淳正。后来四川法政界人士，多出其门。
1917年，张夫人病故，一年多后，与贵州绅耆、民国初年的财政厅长邹怀西之女邹先（辛士）结婚。后生有一子颜济，一女颜沖。
1918年颜楷辞去法政学堂校长，闲居成都。崇尚儒学，信佛为居士，为四川佛教会副会长。与刘仲韬（咸焌）在南门纯化街延庆寺合办乐善公所，白天与刘豫波（咸荥）在此卖字，七成捐办赈济事业，三成家用。精工书法，名满蜀中，其妻邹辛士擅长诗文，尤精绘画，夫妻长期卖字鬻画为生，固守清贫。
颜楷在民国以淡泊自甘，在他临卒前数日，写有《拔室遗墨》赠给亡妻张夫人之弟张寔父。张寔父是张耀枢的四叔，著名篆刻家。书首页有颜楷题50岁小像诗：
半百光阴一瞬过，知非知命意云何。
扬尘沧海循环见，身外存身总不磨。
其中还有丁卯上九病中偶成的诗：
谁怜沙砾在身心，赖有西乾跃冶金。
锻炼不教些子溷，春风闲坐且闲吟。
知道自己的疾不可为，于是请张寔父治“颜楷长寿”印，并写有篆书铭文一偈：
顽石一方，刮垢磨光。
了无身相，长寿金刚。
并告诉张寔父自己虽然病得“形同骷髅”，但是“神安意适，为平生所罕遇”，所以交一粗石给张，把这一偈铭上去，藉石喻意。在《拔室遗墨》中，颜楷还写有“长跪忏悔”、“至心发愿”等与佛教有关的书法，其中有《大般涅槃经?卷三》中的偈子：
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
佛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
此书法写于丁卯正月二十四（即1927年2月25日），十天以后（1927年3月7日晨），颜楷因病去世。
作为佛教徒，颜楷的书法在寺庙中保存较多，四川各地名胜寺庙很多存其手迹碑联。他曾给成都文殊院香严大和尚书写对联：“立龙象窟，菩萨普慧；睹妙高台，波罗密多。” 现成都文殊院藏经楼前石刻“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以及1919年应朱德之请，为昭觉寺观音阁所书“应人间世”匾额，也是颜楷的代表之作。行书如“庚申（1920）重游宝光寺”，题赠无穷和尚七律横幅墨迹，运隶法入行草，浑厚雄放，跌宕生姿，至今尚悬挂在新都宝光寺文物陈列室，供书法爱好者欣赏。
颜楷子侄辈在其影响下，也雅好书法。长子颜浚幼时即好作书，成都武侯祠内“伯仲伊吕”匾额，就是其童年所书。侄子颜湛（仲陶）亦能书，常在成都鬻字，人称“小颜”。
后来作为颜楷女婿的张耀枢，在道德文章、学问修养及书法上，无一不受其影响。
县长父亲慈惠堂行善
昌臻法师的父亲张镜蓉，字第春，是张祥龢的长子，于1892年出生。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曾任四川高等法院民事庭庭长，成都地方法院院长，华阳、资阳、荣县、峨眉等县县长，四川省参议员。
昌臻法师的父亲是一位为官清廉、轻徭薄赋的人。尤其在做县长期间，对当时抓壮丁之事极其不忍，也非常抵触。宁可被省政府点名记过，也不去完成抓壮丁的任务，因此故意以拖延的方式抗拒，坚持独子不抽丁。在位期间，拒收他人财物，其清廉很受民众称赞。
如今他唯一还健在的女儿，今年85岁的张光瑂对父亲有着点滴回忆。在女儿眼中，张镜蓉性格很好，对人宽厚，爱到慈惠堂做善事，照顾身体不好的妻子，是一位慈父的形象，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就是对侄女，也是关怀备至。
现将她的讲述记录整理如下：
我的父亲叫张镜蓉，又叫张第春，当过几个地方的县长，是他们那一辈里最大的，母亲是雷蕴玉。我们一共有八姊妹，四男四女。
1912年他与刘豫波的女儿结婚。次年农历二月，刘氏产后不久去世，留有一女儿，取名张光琼，字朗如，即我们同父异母的大姐。后父亲与母亲雷蕴玉成婚，育有四子三女：张光珠，字毓如（女）；张光琇，字星如（女）；张光瑶，字耀枢；张光琮，字载熙；张光琪；我，还有小弟张光璐。
父亲管教我们很严格，常常教育我们自己要行为端正、慈悲待人、平等待人。家里的用人，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不准骂，是家教。大哥（张耀枢）从不骂家里请的用人，就是他们做错了，他也不骂，而是讲道理。他的性格像我父亲，对人很宽厚。
记得我父亲在资阳当县长，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当地老百姓要给他立德政碑。当时，那里有一个很恶的人，骗钱骗女人到处干坏事，害了很多人。不少人就把他告到县长爸爸那里，要求审案，判他死刑。父亲受爷爷的影响，是不杀生的，怎么办？父亲对此很焦虑。
一天晚上，他睡觉，听到一些怪叫声，就像那些冤魂。经过一番思量，根据当时的证据和律条，他最后决定判那人死刑，以免他再作患乡邻。这件事情在资阳县引起轰动，大快人心。所以他要走的时候，资阳的老百姓给他立碑，说明他做得好，廉洁奉公，为百姓办好事。
我爸爸的性情很好，父亲管家，还照顾妈妈。1947年闰二月初一，妈妈哮喘病发作病逝，53岁。二哥张载熙刚结婚，不到一月，当时大哥都到西充当县长去了，妈妈最喜欢他，我们就打电话，叫大哥回来。
爸爸像爷爷一样，爱做善事，经常到慈惠堂去。也信佛，在家里要拜观音，我们一家都要拜。他活了60多岁，1955年的时候，他去世……
张家的慈善事业，没有因为张祥龢的去世而终止。其子张镜蓉除继续参与慈善事业外，还积极参加了成都慈惠堂的慈善工作。
张镜蓉去的慈惠堂，就是民国时期，成都很有名的一个慈善机构，他的主办人是“五老七贤”中的尹昌龄（仲锡）先生。尹昌龄是张镜蓉之妻雷蕴玉兄弟的岳父，两家多少有些亲戚关系。
成都慈惠堂，是成都最大的民办官助的慈善机构。总部设在慈惠堂街，创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堂门有全金大匾额 “慈惠堂”三大字，最初是省会办的慈善机构。有田数百亩作为办堂的基金，政府每月有津贴，收养孤贫400余人。民初改官办为绅办（民办），于是恭请清翰林尹昌龄为首任理事长，全权负责承办。尹昌龄出任理事长后，采取措施变单纯消费机构为若干个生产机构，经营很多年，发展到较大的规模。尹先生劳瘁至死后，张澜继任理事长。
这样一个大型的慈善机构，自然很需要人力物力。张镜蓉参与其中，恤贫救孤很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移交成都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出生：成都文庙后街34号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甲骨文字有“蜀射”“蜀御”的记录，而且在成都地区还发现过历史更为久远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和遗址。从它有确切文字记载算起，也已经有两千多年。远在春秋末期，古代蜀王开明五世，就在今天的川西境内，兴建了城市，他所建造的城堡，史书上称为蜀王城。在开明五世以前，也不像李白所说的那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只是从筑成土城开始，它就先后七次成为帝王之都。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她不仅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还留下了不少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街名，而这些街名往往与这些名胜古迹有关，成都文庙街（包括前街和后街），便是因文庙而得名。曾经，不少将军、富豪、名士都在这条街上，设置了自家的宅院。
文庙街的深宅大院之多之集中，在当时居成都之首。那里，住了不少在清末民初影响时局的重要人物。文庙街成了官宦名士文人的聚集地，算是成都最早的名人区。而本书的主角——张耀枢，就出生在这条溢满文化气息的街上，并在那里度过了30年的时光，直到1947年赴西充任县长。
在成都，共有三座文庙。一座是成都南门文庙前街的“成都府文庙”；二是南门文庙西街何公巷的“华阳县文庙”，三是北门文圣街（即文武路）的“成都县文庙”。在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南门的“成都府文庙”，及因此而形成的文庙街。
据记载，全国普遍修建文庙，专祀孔子，始于唐代。唐以前，则皆奉祀周公。 汉景帝（前156—141）时，文翁，本名文党翁，（汉代人修史，省略 “党”字，于是以文翁之名流传。——笔者注），据《汉书?循吏列传》记载，文翁是庐江人，在今安徽省。为蜀郡守，创建周公礼殿，为保护书籍，他用石料修建，号称“石室”。此殿历两汉、三国、两晋等代。文翁为蜀郡太守时，其主要功劳是兴办教育。这条街原名文翁坊，是以街口立有纪念文翁的牌楼而得名，后经战乱，殿毁而坊亦坍塌。在唐代的时候，唐人在其故址建孔庙（文庙），兴学宫。学宫各代相承，清代为锦江书院。清末改学堂，为成都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称成都联合中学。之后，改为石室中学。
文庙街文脉之昌盛，何止于一所文翁石室及两个文庙。文庙西街上不起眼的小巷骆状元巷，住过光绪末年状元骆成骧，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1926年夏天，他在成都文庙西街的住所病逝，后人将他住过的这条小巷，取名为骆状元巷。颜楷、刘豫波与他交情都很深，他去世后，颜楷还写有《颜楷挽骆成骧联》 “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平生风义兼师友；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潇洒人间一丈夫”挽联悼念他。
文庙前街里仁巷深处，有一个四亩左右的园林式院落——三迟楼，这是清代大画家聋道人的庭院。他的作品《桂湖春燕图》，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金质奖章。文庙前街92号上莲池池畔，有抗日名将李家钰的公馆；清代名将杨遇春故宅、清末成都辛亥风云人物尹昌衡的公馆、讨袁大将军蔡锷在成都的故居，也都在文庙前街。
那么紧邻文庙前街的文庙后街，又住有哪些达官显贵文人名士呢？
当年成都的世家大族以“南唐北李”最为著名，城北李家即巴金先生在正通顺街的老家，而文庙后街高门大院的公馆内，就住着“南唐”，即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一家。唐振常先生的祖父是光绪年间进士，当过知县，以学养深厚而知名，状元骆成骧和著名学者赵熙都是其得意门生。后来，唐家日渐式微，无奈将花园出卖。买下唐家花园的是王瓒绪，王瓒绪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四川省主席。
上世纪30年代，76岁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旅蓉，就住在文庙后街他的学生王瓒绪家中。王家大公馆似一花园，花木扶疏，亭台古朴，很得齐白石赏识。在王瓒绪公馆对面就是刘文彩的公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