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头看“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则或许是指“井宿”的帝、神的名号为“会昌”和“建福”，也就是岷山之“精灵”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或许是古蜀国人心目中的“井宿”，它高悬在祭祀先祖神灵的殿堂之上，而且通过燃香点烛、祭器陈列，营造出井星在上天普照大地的神圣而辉煌的场景。这或许也就是“井络垂耀”的含义。
现在青城山丈人峰下位居山门左侧的道观建福宫，始建于晋，原址在今青城天国山中，唐开元十八年(730)奉敕迁于今址，原名丈人祠，主祀青城主神宁封真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因成都制置使范成大的奏请，赐名“会庆建福宫”，取古谣“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之意，简称“建福宫”。这个说法似乎有点不太靠谱。
在先秦时代，“天府”还有一个解释是王室档案库，后来演变为皇家宗庙。古者尊祖为“天”,“府”、“库”相通，是谓“天府”。有关“天府”记载，始见于《大戴礼记·少闲》篇，殷代武丁时开先祖之府，国家典制及官府档案均藏其内，制有禁令，以禁守不得妄入。西周宗法制度逐渐完备，宗庙设置与收藏更趋完善，于“春官”下设“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西周的重要档案有先王之典法，载全国民数和山川形势之版图，群臣百官之功书，刑狱诉讼、选贤举能之文书，维系诸侯国之盟书，以及记录王室世系的谱牒等。此类档案的正本均上呈天府，意为拜受神祖的赐予，并接受其考察，要求神祖的保证信誓以及显示周天子共主的地位，也是统治者处理政事、稽查官员、统治臣民的重要凭据。天府库藏档案在春秋时期数百年动乱中，遭到巨大损失。这个说法，所来有自，如果古蜀国“天府”是借用了这个概念，那么意思就是“祖庙”之意。
如果三星堆遗址确实是古蜀国人祭祀祖先的场所祖庙、宗庙的废墟，那倒是很贴切的。考虑到古蜀国在后期的杜宇时代，也是自称为帝的，自立“祖庙”，以“天府”相称，也不是没有可能。常璩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如此一番开疆辟土、建都立制的伟业，当然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设立祖庙“天府”，也许还真有其事。只是这样的话，与“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又不搭调了，与古蜀国的起源历史也不吻合。但是，我更倾向于在前述推论也就是“华阳”、“天府”系古蜀国国号的情形下，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祖庙、宗庙之类祭祀场所，体现着氏族王权与神权的高度混一，是祖先崇拜与王国命脉所系之地，类似后世的太庙。而金沙遗址或许只是太阳神崇拜也就是作为古蜀国先民普遍崇拜太阳自然神而存在的太阳神庙或祭坛所在。
从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出土文物的差异看，似乎也可以佐证上述分析的合理性。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太阳形器、青铜鸟神树、人神鸟兽混一的祖先崇拜神器等器物，都与祖先崇拜、王权崇拜有关，金沙遗址出土有金箔太阳神鸟饰，主要是作为太阳崇拜、鸟崇拜混一的自然神太阳神形象而出现的。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被普遍认为是大祭司的青铜立人像为何在两个遗址都有出土，造型相近却为何一大一小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释：祖先崇拜的祖庙，在等级上要高于自然神崇拜的太阳神庙。同样，为何两个遗址在年代、器物、风格等方面，都比较近似、大同小异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它们几乎是同时代，而且同为祭祀活动的场所，它们的主人是同一个部族和王国。还有，为何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只有一件，因为太阳崇拜作为氏族图腾而呈现的太阳神主一件足够，而三星堆遗址的太阳形器为何有6件（或当更多）之多，因为它们是作为祖先崇拜、王权崇拜的标记而设计的族徽或国徽，在祖庙里列祀的每个祖先都享有同等的荣耀，分别代表着一代祖先或国王甚至帝的神主。
金沙太阳神庙和三星堆祖庙都是蜀王建置的，历代蜀王可能在不断追祀先祖的过程中加以充实完善，很可能在杜宇称帝后或者是其后任开明曾加以扩建增祀，因为杜宇禅让后的结局是化作杜鹃鸟了，作为一代有德之君，被蜀人广泛敬仰并祀奉是完全可能的；那些人面鸟身造型和装饰有杜鹃或子规鸟纹饰的祭器、仪仗、神树，说不定就是杜宇的化身；一些鱼鹰、鸠鸟类装饰造型，也有可能是蜀王柏灌、鱼凫的化身原型仙鹤、鱼鹰。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是一处祭祀蜀国先王的宗庙。这里出土的“太阳形器”，或许就是从自然神——太阳神崇拜演变而来的氏族图腾、王权族徽，甚至就是象征太阳部落的古蜀国的国徽。它出土的数量有6个，大小造型一致，有小孔可供固定，说不定就是宗庙里悬挂在每一任国王灵位上的。果真这样，那它的名字就应该叫作“华阳”，是“天府”里最具象征意义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综上分析，我们不妨概括出如下几点认识：
1.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祖庙遗存，其存在时间可能在侯伯之封国到成王称帝的望帝、开明甚至更后的漫长岁月，金沙遗址可能是太阳神庙活祭坛遗址，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先民的氏族神庙而存在。
2.古蜀之地称“天府”与太阳崇拜有关，是自然神太阳崇拜向上天、天帝人格神、祖先崇拜、王权崇拜（神授）转变的结果，其本义应该是太阳之地、太阳之国、太阳之都或太阳城；也有可能来自于杜宇称帝后扩建的祖庙“天府”。
3.古蜀国原称“华阳”，乃与其先民起源于太阳部族少昊有关，也是古蜀国普遍存在的太阳神崇拜之体现，犹如上古中原炎黄部落因崇拜太阳光明而称“华族”。
4.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被命名为青铜“太阳形器”，应该是古蜀国的王族族徽或国徽，其抽象图式、简练设计和铸造工艺，是古蜀国先民对太阳形象的艺术呈现，其功能是祖庙里历代蜀王先帝的神主或装饰标识，其名称应该就是“华阳”。也有可能是古蜀国在天文分野中的“井宿”地望的形象造型“井络垂耀”。
5.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飞鸟绕日形饰，是古蜀国先民太阳神崇拜与鸟崇拜混一的艺术形象，其原始宗教功能是作为古蜀国崇拜太阳神的氏族图腾，被命名为“太阳神鸟”只是直观图像描绘，缺乏宗教意味，是有欠科学精当的，命名为“太阳神徽”或许更贴切精当。
三
在上述推论之下，不妨顺着这条思路，对其他有关主要器物，也作一些猜想式的分析。
青铜大神树。有学者所作扶桑、若木、建木等解释，与文献记载有契合之处。但是为何诸鸟要站在花果之上，却不得而解。从整体造型和顶部缺损看，我赞成顶部还有构件的推测，而且也极有可能是一只振翅欲飞或凌空鸣叫的神鸟。作为少有的特大奇异造型的器物，其功能肯定非同一般，其造型肯定有特定的寓意。我也基本倾向于青铜鸟神树与太阳崇拜有关，很可能是对“华阳”的另一艺术呈现：华，从芔，从芌，“华”的本字，上面是“垂”字，象花叶下垂形，本义是花。甲骨文虽没有华字，但金文中的“华”字，极像是鸟栖于树。由此联想到，良渚文化的族徽，也是双鸟负日的具象组合。
良渚文化，“双鸟负日”的“日”已被神话为阳鸟——太阳神，与祖先神相统一；良渚文化中的神徽就是双鸟共负太阳神的复合图腾，也是“三皇”之“皇”的初文。良渚神徽所表现的是：太阳神把握乾坤，双鸟共负太阳神从东方飞升天空，运行于周天，至西方天空落下。这是一种综合体现太阳神意蕴的复合图腾，其中的太阳神已经拟人化，成为人面鸟身、半神半人的神，显然已经与良渚氏族集团的祖先神相统一。并且，这种神徽就是历史记载的传说中的“三皇”的“皇”字的形状。郭沫若先生认为：金文中的“皇”字的本义原为插有五彩羽的王冠。这是颇有启发性的看法。如果我们将神徽各部分与金文“皇”字所表示的相应部位对照，便一目了然：先将神徽的头部与“皇”字的上部相对照，再将神徽中太阳神直立的鸟身、平展的双臂、相连的双圆轮及太阳神的鸟尾与金文“皇”字的下部相应部分对照，就可以看出“皇”字不过是良渚神徽的缩写。
如果从鸟、日崇拜的混一，上古先民的艺术想象和造型能力来看，用这样的群鸟栖树造型来诠释对鸟、日崇拜的原始宗教情怀，已经是非常高明而且高妙的了。在整个祭祀场景中，青铜鸟神树可能是作为神器在祖庙里扮演先王神主以外的次要神器而存在，它要呈现的是古蜀国先民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对其早先的氏族图腾的追忆怀念，居于神主配角的地位，它的名字或许就该叫“太阳树”。
青铜大鸟首。形制巨大，造型写实，可谓是让人颇费思量的一件独特器物。有人认为与鱼鹰相似，或许是以“鱼凫”为名的蜀王鱼凫的象征，“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可见这位蜀王也是颇有作为的，以致蜀人思念他，立祠祭祀他。从带钩的鸟喙部特征看，应是鹰首或猛禽。鱼凫即鱼鹰，虽有鹰名，却非猛禽，其嘴部尖利，却无倒钩。至于其他的斑鸠、杜鹃，比之普通鸟类，也算尖嘴利爪，但也非鹰隼猛禽之属。因此，单凭其造型特征，似乎很难确定是何种与蜀国先王有关的鸟类，如果只是泛泛说是鸟崇拜、鸟图腾，则与其宏制大作又不相称。考虑到其出土时嘴部勾喙口缝及眼珠周围涂有红色朱砂，我推测它极有可能就是望帝杜宇的化身杜鹃（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