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东周时期，确切地说应该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上述地区的青铜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已经广泛出现了范铸技术，如在在川西南的会理的瓦石田出土戈范与镞范；云南境内以滇西地区最为多见，其中洱海区域最为集中，如大理金梭岛大理石范、铜柄铁剑的剑柄范、泥芯等、银梭岛钺范、大理鹿鹅岛、弥渡；剑川鳌凤山的钺范、海门口遗址的斧范和钺范、滇西南地区龙陵、腾冲的斧范和钺、云县忙峨、双江邦驮石范。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是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的高峰阶段，以滇池地区为例，大量具有鲜明族群特点与时代特征的器物出现，其种类丰富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装饰品等，数量巨大，而不同造型与风格艺术品的出现，显示其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其铸造方法和加工技术多样复杂。目前该地区尚未发现同时期的冶炼与铸造遗址，只是在墓葬中伴出有铸造石范，如安宁太极山和嵩明凤凰窝墓地出土的石范和锄范。在这个时期，青铜工业得到长足进步的同时，该地区的早期冶铁业也悄然发生。
三关于云南早期铁器时代
川西平原地区在战国晚期就已经进入铁器化进程，其与西南夷地区的铁器化进程有着不同的传统与模式，川西地区冶铁工业在秦灭巴蜀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至迟在西汉中晚期，该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冶铁工业，而且发生时期可能更早，由于该地区受到来自中原地区冶铁技术传统的影响，在其青铜工业的基础之上，很快发展到块炼生铁，并出现了炼钢技术，成都造的铁器开始应运而生，其技术水平与中原地区几乎同等。反观之西南夷地区铁器化进程与巴蜀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该地区在战国时期也进入铁器化进程，只是其表现为以铜铁合制器为主要特征的铁器工业，另有少量的全铁器，如祥云检村出土褐铁矿石和铁镯，宁蒗大兴木板墓出土铜柄铁刀、滇墓中的铜铁合制器，以小型饰品为主，且铸造技术均为锻制。在西南夷的社会生产结构中，青铜器仍然占据主要的地位，铁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一般只见于高等级墓葬之中，成为其社会结构中分层的一种重要标示物。西汉早期在西南夷中很难见到成都造铁器，随着汉武帝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西汉中期西南夷中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中央贡纳系统之中，巴蜀铁器在西南夷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以巴蜀铁器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渗透进入西南夷地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地区，并最终改变了这些地区古代居民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文化面貌，打断西南夷地区铁器化进程的独立发展道路。正是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之下，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铁器化夭折，在公元7世纪以前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一直依赖着巴蜀地区的铁器供应和文化依托，本身的冶铁工业未得到有效的发展。汉式铁器为代表的汉文化基本沿着东周时期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进入秦汉时期后，大量冶铜遗址在南丝路沿途发现，这些冶铜遗址多伴有典型汉墓出现，表明这些冶铜遗址是汉人控制的冶炼中心，这些遗址目前未发现有铸造遗物，这是否表明其主要生产铜锭，而铸造地点则另为他处？它们成为原材料提供者，囿于目前这些地区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其流向不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四初步认识
南丝路沿线的青铜工业或冶铁业有着不同的源流与发展途径。巴蜀与西南夷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步，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巴蜀地区在夏代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云南境内青铜时代的发生则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周时期，其技术来源可能与西北地区青铜技术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巴蜀地区青铜技术则可能源于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南丝路的开辟对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南夷地区青铜文明一直受到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但随着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与军事经略的加强，公元前2世纪以后，随着南丝路涌来的汉文化终结了西南夷其他文化发展的历程，打断了其铁器化进程，使得该地区铁器化进程在公元7世纪以前一直未得到有限的发展。南丝路的开辟与发展也直接改变西南夷地区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对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社会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刻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图景，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
南丝路沿线冶铜或冶铁点分布的情况使得我们思考当时蜀地与南丝路与沿途及东南亚地区古代居民进行贸易行为，除了获取异地之物外，沿途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可能也是其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些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贡纳系统之中后，中原王朝则几乎是直接控制这些矿产点的经营，大量汉墓在这些冶炼点的发现或许是其佐证之一。当时这些冶炼点并不直接铸造成型产品，一般都是冶炼遗址，其产品应当是统一缴入特定的铸造场所进行铸造的。尽管这些地区在其青铜时代就已经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但在汉代后，该区域金属业冶炼点未见铸造遗存的情况，可能反映当时冶炼产品应当是被输入内地或官方控制的地方进行铸造。
长期以来南丝路的更多关注集中在了川滇与缅甸、印度之间的线路，而元江流域青铜文化则为我们揭示出该流域也是当时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分支，该流域的青铜文化既有滇文化因素，也有着东山、班清等越南北部和泰国地区青铜文化因素。该流域汉代时期大量冶铜点和汉墓的发现，使得我们认识到汉代中央政府的影响已经深入至该流域与越南交界的地区。汉文化的因素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深入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和泰国腹心地区，如大量汉代钱币、蜀郡工官铁锸及汉代陶罐的发现都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该线路上出土的印纹陶罐与两广地区同时期遗存出土的类似，而与南丝路上由北而南传播的典型中原汉式陶罐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与两广地区汉代遗存有关。而这些器物是如何到达元江流域的？而广西合浦地区汉墓出土的类似器物与之相似，他们是否可能由越南北部地区进入，两地间最为直接的通道则为近海转运，如果如此，元江流域则可能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促使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最近的出海口，从而实现与更远地区的文化与商业贸易。由于资料的缺陷，目前还需要加强对元江流域及周边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随着这些地区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势必会改变我们固有的传统认识，越北地区与南中国地区在至迟战国时期就已经发生关联，元江是沟通南北文化交流的走廊，它们之间还可能实现最早的海运。尽管目前缺乏这方面的文献，对该流域与外界的交往是直接建立在该流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基础之上。长期以来，学者通过西方寥寥文献记载和地名考释，认为当时南丝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是通过永昌郡实现的，而中国文献中记载其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中均是通过交趾来实现的，如鱼豢《魏略》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寻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同样的描述在魏收《魏书》载：“大秦国，一名黎轩……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处异物。”大秦国通永昌郡的水道，是伊洛瓦底江而非红河，这是因为我国史书上没有关于滇西经红河而出海的证据。伊洛瓦底江只有下游地区适宜航运，云南境内截至目前也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当时所谓与境外连接的水道，也可能发生在这些河道的宽谷地区，通过陆路实现，并且从文献看，它们均是通过交趾这个中介地来实现沟通，其与益州连接紧密，益州是元江上游地区最大集散地。笔者认为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元江来实现与南丝路的连接是可能的，也是最为便捷的通道。
元江流域汉代遗址出土的汉式青铜器部分来源于中原地区，部分则是汉式器物的仿制品，为当地铸造，另有部分器物受汉代两广地区南方青铜器的影响，如几何硬纹陶的侈口和敞口平底罐和博具、铜筩、承璇、越式鼎等极具南方文化特点器物的出现，其和两广地区古代文化联系密切，它表明在西汉中央政府将该地区纳入贡纳体系之前，其文化面貌深受两广文化圈的严重影响。元江流域汉代文化遗存中青铜器无论造型或铸造工艺均非常精美和成熟，再结合个旧冲子坡冶炼遗址的发掘和黑玛井墓葬中随葬有炼渣和带毛边的铜带钩和钱币分析，我们认为至迟在西汉中晚期当地青铜冶炼技术已非常的发达，而该地也是全国著名的铅、锡矿区。《汉书·地理志》载“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后人考证贲古，即今蒙自、个旧、建水一带。黑玛井墓地北侧保留的由个旧经卡房至蛮耗，经元江—红河出海（北部湾）的古驿道。从地理上而言个旧位于滇池与越南红河三角洲的中间地带，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对其影响较小，和越南东山文化联系似乎也较少，但从目前元江流域青铜文化特征看，该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受到来自元江下游的东山文化影响更为深刻，由于目前元江流域青铜文化时代和特质上存在缺环和空白，需要加强该流域的系统调查与发掘。该流域汉代遗存表现出明显的南方汉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在云南境内珠江流域几乎未有发现，但在元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却表现突出，这种文化特质，似乎表明在云南东部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之间有着文化和族群交通的孔道，即“牂牁道”，其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从成都至黔中，通过红河水、黔江、西江水路，经贵州、广西抵达广州而至南海，它是云南与两广地区文化与族群交流的重要通道。从历史地理学而言，沿红河的步头一途，元江以下即可行舟，交通条件较为优越。古步头道当是古蜀人由滇进入越南之最佳路径，但目前该线路上汉代遗存发现较少，可能在汉以前，青铜文化交流频繁，秦汉以后随着“牂牁道”兴盛，其地位略有式微。
目前南丝路沿线早期金属工业的材料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是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缺乏，另一方面是对其重视程度不够。介于当前资料的有限以及研究能力与方法的限制，我们对这些工业遗存的重视一直未达到相应的程度，其研究也就自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丝路沿线中国境内的早期金属工业的初步观察，希望学仁们重视这些地区金属工业发生与发展模式，对该地区复杂的文化生态和多元的技术传统有多维的思考。金属资源贸易应当是当时丝路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元江流域是南丝路一条重要的分支，其传播方向与传统南丝路由北而南走向有差别，它可能是通过岭南地区海上通道由南而北进入云南地区的，其青铜文化复杂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审视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方向与贸易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