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型：表面浮雕人物、石室等图像。仅1件，出土于四川芦山石箱村汉墓，现藏于芦山县博物馆。这件钱树座1971年12月出土，高45厘米，底面长径35厘米、短径30厘米，插孔直径6厘米、深约20厘米，以黄砂石雕刻而成，表面残存白色化妆土，图像大体可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有一石室，室内有一慈眉善目的女人，室前侧卧一人，室旁站立一人，双手捧一物，石室两侧雕刻重叠的山峦，其间人物或采药，或作上下天庭状；上层顶部中央有一圆形插孔，插孔为一长翅独角虬龙所盘绕。该墓以“熹平三年造”纪年铭文砖构筑，故其年代当为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或稍晚。因此座与前述陶质甲类E型钱树座造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加之其构图内容也与下文即将讨论的达县三里坪M4出土的“洪荒摇钱树座”相似，故笔者以为，其为钱树座的可能性亦较大。
C型：表面浮雕有其他图案。仅1件，出土于四川达县三里坪M4。达县三里坪M4，1994年发掘，出土石质钱树座两件，报道者分别称之为“辟邪摇钱树座”、“洪荒摇钱树座”，出土时树座周围皆钱树体枝叶残片锈痕。其中“洪荒摇钱树座”呈锥体状，表面浮雕大发水纹，波浪滔天直达顶端，顶端之上有树冠覆盖，正中凿一长方形穿孔，波涛之中有数条巨蛇缠绕，巨蛇之间有玉兔、鹿、猴、蟾蜍及人物，玉兔和鹿作奔跑逃命状，人物手枕头颈，曲体侧卧，作安闲状，人物之上有二猴相互抓颈拉肘，嬉戏玩耍，蟾蜍被一巨蛇吞咬右臂，左股被另一巨蛇吞咬，面带痛苦状，高29厘米、底径27厘米。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丙类：呈圆柱形。共计3件。根据表面图像的有无，分为二型。
A型：素面。仅1件，出土于云南呈贡七步场汉墓。这件钱树座1977年出土，出土时裂为两半，呈圆柱形，顶端正中有一圆形插孔，高8.8、直径20厘米。该墓还出土所谓的“铜鸡”（器号6、10）2件，此铜鸡“为直立状，背上负有一瓶状物”，从形态看，其与前述国家博物馆藏钱树第六层枝叶上的负罐鸟非常相似，故笔者以为，此铜鸡当属于钱树体枝叶残片。发掘者断该墓年代为东汉时期。据简报言，在该墓出土器物中，有一件陶俑（器号42），其形态“为直立持刀俑，头戴双尖帽，双尖染红。舌伸出口外，一手持刀，一手残缺，下身着袍”，其与四川东汉晚期墓中常见的镇墓俑非常近似，明显应归属于镇墓俑系列，故笔者认为，可进一步推断七步场汉墓年代为东汉晚期。
B型：表面浮雕图案。共计2件，分别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和藏家庄M1。
武威磨嘴子汉墓钱树座，出土时间不详，未见详细的考古报告，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该座高30.2厘米、底径20.4厘米，上小下略大，横截面呈圆形，平顶，侧面浮雕三层图案，上层为四个裸体伎乐人物，皆跪坐，双手曲上举，中、下层各饰一周三角形图案，三角形内有斜向平行线条，顶面中心有一方形插孔。此座雕刻精美，具有钱树盛行时期的特征（详见本章第五节），故其年代当为东汉中晚期，考虑到钱树的主要分布中心乃是四川地区（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传播到甘肃武威地区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故可进一步推定该钱树为东汉晚期遗物。
武威藏家庄M1钱树座，1988年5月出土，高17.5厘米、平面直径15厘米、底径22厘米，插孔边长3厘米、深6.7厘米，上小下略大，横截面呈圆形，平顶，侧面四周浮雕有三层图案，上层刻五个三角形图案，每个三角形内饰平行斜线纹，中层刻一圈菱形纹，下层刻五个三角形图案，三层图案由上到下一层凸出一层，近底面处刻一周弦纹，顶部平面中央凿一正方形插孔，插孔为一虎状动物盘绕，该动物前爪抱头，后爪置于腹下，前后腿皆有羽翼。墓葬年代为魏晋时期。报道者称这件钱树座为“雕虎石座”。从形态来看，它与前述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石刻钱树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故其亦有可能属于钱树座。
丁类：上小下大，横截面呈方形，整体覆斗形。仅1件，出土于云南昭通曹家老包汉墓。该座1937年出土，高19.5厘米、底边长25.5厘米，顶面中央有一圆形插孔，侧面三面分别刻有玄武、鹤、凤鸟图案，另一面刻有“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纪年铭文。纪年铭文表明，该座刻制于东汉章帝建初九年，即公元84年。
（三）木树座
迄今为止，木质树座仅发现1件，出土于四川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东汉墓内。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东汉墓1996年9月发掘，出土器物中有铜质钱树体1件，钱树体出土时未发现树座，仅于钱树体出土位置发现有已经炭化的木器痕迹，发掘者据此推测为木质树座。该座已朽毁，形态不详。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
第三节 钱树体与钱树座的组合
由于遭受历代盗扰活动的破坏，钱树体和钱树座共存的情况并不多见，迄今为止，仅有94例，而其中二者形态皆较为清楚者更少，仅有41例，本节只能依据这有限的41例来谈一谈钱树体与钱树座的组合问题。
根据钱树体和钱树座各自的类型情况来看，现在大体可见的钱树组合约有24种。
第一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枝叶上有西王母形象，主干没有佛像或动物形象之类的塑像，而钱树座系陶质，上小下大，中空，整体呈覆钟状，上部圆雕二兽重叠，下部浮雕图像或无图像，即乙类B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C型钱树座的组合。共计8例，其中5例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四川广汉万福镇汉墓、彭山双江公社崖墓、新津宝资山崖墓、广汉三水镇汉墓、彭州市双江乡崖墓；传世品3例，分别为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美国马可波罗艺术与收藏公司M、国外ruth and bruce dayton的藏品。广汉万福镇汉墓、广汉三水镇汉墓和彭山双江公社崖墓钱树的年代皆为东汉中期，新津宝资山崖墓钱树为东汉晚期遗物。考虑到乙类B型钱树体和甲类C型陶质钱树座皆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而彭州市双江乡崖墓钱树及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美国马可波罗艺术与收藏公司和国外ruth and bruce dayton所收藏这几件钱树制作皆比较精良，故暂定其年代为东汉晚期偏早阶段。
第二种钱树体类型与第一种组合的钱树体相同，而钱树座为陶质，整体呈锥形，中空，表面浮雕龙、人物等图案，即乙类B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E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为新津文管所藏品。这件钱树的年代为东汉晚期稍早。
第三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顶饰、枝叶上无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主干饰有佛像，而钱树座系陶质，上小下大，中空，呈覆钟状，上部圆雕一人骑一羊，下部浮雕图像，即丙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共计6例，其中3例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四川绵阳何家山M1、青白江、重庆武隆蔡家村汉墓；传世品3例，分别为国家博物馆、重庆国友博物馆、美国芝加哥Maclean Collection博物馆的藏品。前5例钱树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而美国芝加哥Maclean Collection博物馆藏钱树年代，据霍巍先生的研究，可能为东汉晚期，或可晚至蜀汉时期。
第四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顶饰、枝叶和主干均无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主干亦无人物、动物形象，而钱树座与第三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甲类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四川三台永安电厂崖墓。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五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顶饰和主干有佛像，枝叶无西王母，而钱树座与第三、四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丙类B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组合。仅1例，为四川安县文管所藏品。该钱树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六种钱树体与第一、二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与第三、四、五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乙类B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组合。共计4例，1例出土于四川绵阳涪城区石塘乡汉墓，另3例分别为甘肃省博物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前者年代为东汉中期，后者未见详细报道，从图像略显模糊的特点看，可暂定其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七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顶饰有西王母，枝叶无西王母，主干无佛像及其他的人物、动物形象，而钱树座系陶质，上小下大，中空，上部圆雕一辟邪，下部浮雕图像，即乙类A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B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四川绵阳何家山M2。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八种钱树体与第七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陶质，整体呈锥形，表面高浮雕群山状图案，即乙类A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H型钱树座的组合。仅2例，分别出土于四川理县朴头公社汉墓和甘肃甘谷汉墓。二者年代皆为东汉晚期。
第九种钱树体与第四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为木质，即甲类钱树体与木质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四川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东汉墓。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
第十种钱树体与第三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陶质，上小下大，横截面呈方形，整体呈覆斗状，表面素无图案，即丙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乙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重庆丰都槽房沟M9。据树座纪年铭文可知，该钱树年代为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
第十一种钱树体与第三、十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陶质，呈盘龙状，即丙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辛类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重庆忠县涂井M5。墓葬年代为蜀汉前期。
第十二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主干有熊形动物圆雕，整个钱树体上未出现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而钱树座与第三、四、五、六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丁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共计2例，1例出土于重庆涪陵北岩M4，1例为国外某私人藏品。前者年代为东汉晚期，后者亦可能为这个时期的遗物。
第十三种钱树体与第四、九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陶质，上小下大，中空，表面高浮雕多兽重叠，即甲类钱树体与陶质甲类D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十四种钱树体与第十二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石质，上小下大，呈锥形，表面素无图案，即丁类C型钱树体与石质乙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贵州清镇M1。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十五种钱树体与第三、十、十一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与第八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丙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H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M5。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十六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主干有猴形动物圆雕，顶饰、枝叶无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而钱树座与第八、十五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丁类B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H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十七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顶饰有佛像，枝叶无西王母，主干无佛像，而钱树座与第八、十五、十六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丙类A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H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十八种钱树体与第七、八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与第三、四、五、六、十二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乙类A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共计2例，分别为台湾若昧堂和美国圣佛朗西斯科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后者为Conniosseurs’ Council 的捐赠品。这两件钱树的树体皆与前述四川绵阳何家山M2、甘肃甘谷汉墓出土钱树体非常相似，树座也和前述四川安县文管所、重庆国友博物馆藏钱树座近似，而绵阳何家山M2和甘谷汉墓以及安县文管所、重庆国友博物馆藏钱树座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故此这两件钱树亦当为东汉晚期的遗物。
第十九种钱树体与第三、十、十一、十五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与第二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丙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E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为甘肃省钱币博物馆的藏品。钱树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二十种钱树体与第七、八、十八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与第一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乙类A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C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为陕西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藏品。这件钱树的树体与前述四川绵阳何家山M2、甘肃甘谷汉墓出土钱树体非常相似，树座也和前述四川三台文管所藏钱树座几乎完全相同，四川绵阳何家山M2、甘肃甘谷汉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而三台文管所藏钱树座为东汉晚期稍早阶段的遗物，故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钱树年代当为东汉晚期。
第二十一种钱树体与第三、十、十一、十五、十九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陶质，呈覆钵状，表面浮雕图案，即丙类C型钱树体与陶质壬类B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湖北郧县东峰村汉墓。钱树年代为东汉晚期。
第二十二种钱树体与第十六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为陶质，与第一、二十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丁类B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C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为意大利私人藏品，年代可能为东汉晚期。须说明的是，该钱树的座顶有一圆盘状物，由于除此之外，其余钱树上皆未曾见有类似的现象，可能为后人臆测所加。
第二十三种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而成，主干和枝叶无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主干饰龙形象，而钱树座系陶质，与第三、四、五、六、十二、十八种组合的钱树座相似，即丁类D型钱树体与陶质甲类A型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1991年出土于重庆涪陵黄旗，年代可能为东汉晚期。
第二十四种钱树体与第十七种组合的钱树体相似，而钱树座系陶质，呈长方形，以“菱形纹”砖稍事加工而成，即丙类A型钱树体与陶质癸类钱树座的组合。仅1例，出土于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M2，年代为东汉晚期。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钱树组合以第一种最为常见，有8例之多，第三种次之，有6例，第六种又次之，有3例。其余均少见，仅有2例或1例。
第四节 钱树的分区
文化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即便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时代亦是如此。它的出现和形成，是一定地域的文化传统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历史时期，文化的地域性往往会对行政区域的划分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行政区域的划分也会对文化地域性的持续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