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这里的军营静悄悄
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里混，有一种类似“上班”的假象，使我嗅到了文明的气息。
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动不动就要提到“文明”这个词儿。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文明”是狭义的，不是指“五千年文明”那一类，而是指“文雅”、“礼貌”、“谦谦君子”。他是过来人，知道那个年代有多野蛮。
在宣传队的青年群体中，我终于吐出了一口浊气，暂时告别了野蛮。
宣传队补充了2队的老代、6队的小于和我之后，渐入佳境，很快拿出了一台新的节目。
由于不可能抽调那么多人脱产，因此，队里的每个人都要一专多能。
拉二胡的，也要上台演个角色。我是编剧，也演了一个农村干部角色。妇女主任也不能吃闲饭，她演了小话剧中的一位老大婶。
节目排完后，先给本大队的老农看，检验一下，然后参加片区4个大队的汇演，最后再选拔节目到公社参加总汇演。
给本大队社员公演的那天，我们精神抖擞。晚上，也是在露天，寒意料峭，有的节目只能穿衬衫，但一上台就物我两忘了，哪还能感觉到冷？
没上过舞台的人，可能不知道：舞台表演是人类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上台后，你完全融入了角色，而且也知道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吸引着台下万众瞩目。
演出开场很不错，老农们被我们全新的阵容给镇住了。红扑扑的舞台妆、鲜艳的演出服、高亢嘹亮的歌声，足以让老农陶醉一晚上的了。
在演小话剧的时候，出了一点儿岔子。妇女主任脑袋上扎个白毛巾，挎了一个柳条筐上场，由于她身躯硕大，台下忍不住一片哄笑，站在边台的演员们也直捂嘴。
妇女主任硬着头皮撑到最后，一下台，就伏案痛哭，大家连劝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不管怎样，演出是成功了，全队士气大振。几天后，到临近大队去参加片区汇演，一看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家的水平，几近专业，我们拼了老命，好歹排到了第二。
几天后，附近军营的解放军来人联系，请我们去友情演出一场。
部队来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驻地。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里面静悄悄的，有柏油路、绿化树和亮堂堂的路灯。大礼堂里，军人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
我们的演出，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期待。军人们原来可能想，能看上一场二人转也就不错了，没想到一个农村的文艺宣传队，能把节目演得这么有时代感。军人的高兴，我们在台上就能感觉到，只听得全场掌声雷动，反映远比老农热烈多了。
演出结束后，部队领导千谢万谢。等我们把服装、乐器扔到了车上，首长说：先别走。”我们立刻会意：这是要请我们吃夜宵。
导演小赵先上了车，没听到首长说话，看我们大家不动，他急了：“还愣着干嘛？上车呀！”
大家哄地笑开了。
因为事出突然，部队食堂简单炒了几个菜，煮了一锅面条当饭。我一生中，只有那一次，吃面条不放任何调料，但滋味奇香无比。
临走之时，我恋恋不舍，这么好的军营，怪不得人们都想当兵。好几百号军人，散场后悄无声息，迅速散去，整个大院又是一片静悄悄。
当兵的生活，真是太文明了。面条即使不放盐，也那么好吃。
四十五、幸福失而复得
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时候的知青是典型的“失败者”或“边缘人”，地位连老农都不如。每次回城，我都有强烈的屈辱感，养我长大的城市，把我一脚给踢开了，而农村这个“后娘”，面孔又不冷不热的。
我们处在了绝境。
有条件的知青，积极表现，争取出路。我们没条件的呢，那时候没有高楼可以跳，就只能强挺着活，轻松一天算一天。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只听说有被折磨死的，没听说有自杀死的，这就是绝境下人的韧性。
过完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早春，到了春耕大忙时节，宣传队暂时解散，队员各回各队。大忙季节，大队不能集中那么多脱产的人——在舆论上受不了。
回到队里，我憋着劲儿忙了一个春天，就等着“归队”的一天。
5月，是田野上翠绿的季节，莺飞草长，万物蓬勃。忽然有一天，我听说，宣传队又恢复了。我很纳闷：怎么我没接到通知？难道……我心里浮起了不详的预感。
果然，晚上“前工人”老高来找我，说宣传队确实恢复了，但决定不要我了，让他去，请我把手里的文艺材料交给他。老高是我的忘年交，我不能说什么，只是心里很痛。
第二天去上工，感觉社员的眼光，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怜悯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得罪了大队的头头儿，想想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呀！也许，我生了这个不是农村人的模样儿，那就是得罪了人家。
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很难受。在野地里干活儿，想到往日的“战友们”正在排练室里嘻嘻哈哈，心里就更痛。那时也不知怎么了，把这种小小的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农村的文艺草台班子，能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多大分量？可是，这是事后才有的觉悟。
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中国人，本是最要面子的啊。
郁郁寡欢中，渐渐来到了初夏，铲地就要开始了。觉得好像过了一世，其实也不过才半个月。忽然一天的黄昏，有人见我从镇上回来，招呼我说：大队宣传队让你马上去报到呢！”
嗯？
乾坤扭转了？我做了各种分析，都不得要领。吃罢晚饭，就去了大队。
妇女主任乐呵呵地跟我谈，大意是，以后你就专职搞创作，为迎接8月份公社大汇演做好准备。
我问：这回，不能半截让我回去了？”
妇女主任坚定地：不能了，你放心干。”
见了昔日“战友”，个个都对我很亲。
老代和小于连忙把我拉到院子里，说：把你开掉，我们俩坚决不同意，去找了书记，说宁肯我们俩回去，也要让你来。”
我问他们：把我开掉，是什么理由呢？”
小于说：说你个头儿太高了，上台去不好看。”
果然，非我族类，人家看着就是不顺眼。
后来两天，我又陆续听到一些消息。原来，大队打的主意是：老高会拉二胡，让他来，即可以编写脚本，又可以拉二胡，比我的利用价值要高。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行性，实际情况是，老高是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如今人到中年，思路上已不能与时俱进，完不成编写脚本的任务，跟年轻人的关系也很紧张。
这样，大队领导受到了来自几方面的压力，不得已，才让我回来。
我又过上了莺歌燕舞的生活，过一天算一天吧。
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社会的异类，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平坦。
四十六、一生中最美的一觉
现在有人咒骂我们那一代是“渣滓的一代”；也有人怜悯我们是“废掉的一代”。其实，代际之间，是没有聪明和愚笨之分的，差别全在于时代崇尚不同。
我们年轻时，也认为：3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看来，30岁以上的人只知道老婆孩儿，懦弱、自私、毫无大志。
直到我活到了年近花甲，才明白了：人生，除了“老婆孩儿”，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很多可怜人，穷尽一生，连“老婆孩儿”的问题尚且解决不好呢，还谈什么“改造世界”、“拯救众生”？
青年和老年的最大区别就是，青年以为这世界上谁也击败不了自己，老年人则明白：这世界要想击败你，如同踩死个蚂蚁。
谁也不用狂妄，到老了，就都明白了。
我们那时候，也是聪明的。那时候，8个样板戏中有5个是京剧，所有的唱段加起来，也有100多个吧，有人能全凭记忆，一个音符也不差地唱出来。这样的聪明才智，要是用在数理化上，何愁不出科学巨人？
我们的才华，就是这么流散的，像水渗进了无边的沙地。
宣传队恢复之后的日子，我感觉很舒畅。恢复活动以后，正值夏锄大忙，大队为减轻舆论压力，让我们宣传队轮流到各生产队去帮助劳动，这样在名义上就是不脱产的了，免得“贫下中农”提意见。
协助各队劳动，各队当然要给面子，让我们干的都是较轻的活儿。我是编剧，那时还给我配备了一名“秘书”，是9队的回乡女青年小翠。她写的字，比别人稍微像样一点儿。下到生产队后，就给我们两人找了一户清净人家，坐在炕头上写作。我写出草稿，小翠替我誊清。
文字工作这东西，是软性的，手快的和手慢的效率很不同。我历来是属于手快的，因此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休息。在老乡家，人家把一间屋子让出来，没人打搅。正好有小翠是聊天对象，我们聊宣传队的家长里短的时间，远多于写作的时间。
诸位可不要想歪了——小翠仅有中人之姿，又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所以我们只是“战友”，绝无其他。
宣传队虽然每天“上班”的时间比老农下地的时间晚得多，但在农村，除了病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睡懒觉的。“老爷儿”没升起时，全家就都起来了。劳动力是凌晨3点半下地干一阵活儿，大约6点钟回来吃早饭，然后不到7点再下地。我们只不过免去了凌晨那一段劳作。
因此白天还是感觉困。一天下午，我和小翠在老乡炕头上“创作”，我感觉困意袭来，跟小翠说了一声：不行，我要睡会儿。要是有人来，赶紧叫醒我。”说罢，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太阳都快落山了，这一气儿，竟睡了3个小时！
插队8年中，大白天睡得最痛快的，就是那一觉。那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觉。
农村没有假期，只有下雨天是放假。在那时的老农看来，城里人全是懒汉，哪有太阳晒屁股还不起来的？太阳出来，不就是照亮大地让人干活儿的么？
一个人，年轻时代最缺乏什么，什么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年轻时家里穷掉底儿的，发财就是最大幸福。年轻时被女孩子瞧不起的，泡妞就是最大幸福。而我年轻时，干活儿的时间太长，睡觉的时间太短，因此大白天睡上一觉，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到现在也还是。
